相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社会调查兴起较晚。以中国农村调查而言，始于1910年代初，到1930年代达致高潮。参与调查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私人学者、革命家，也有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还有乡村建设团体、政府机关。这些调查有的对当时的乡村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有的对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有的为外国侵华势力提供了情报。时至今日，这些调查又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珍贵文献，以及社会人类学、经济学的重要源头，许多论著都参考和利用了这批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笔者认为，将之用于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对这些调查本身进行清理和总结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譬如调查的基本过程如何，为什么要进行调查，调查区域如何选择，调查哪些内容，如何开展调查，调查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资料使用者对此大多模糊不清，甚而出现严重的误读现象。应当说，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课题①，然就总体而言，大多仅为轮廓性的梳理和介绍，尚未细致地回答上述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相比而言，以往学术界对国外学者的中国农村调查了解更少，除了满铁华北农村调查之外②，大多语焉不详。但恰恰是外国人的调查，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占有很突出的位置。缘此，本文主要对满铁之外的国外学者调查，作一初探。 一、开拓性的农村调查 在科学的社会调查兴起之前，外国传教士曾以亲身见闻对中国农村作过系统的描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Smith，1845－1932）的著述最有影响，他在山东、天津、通州等地传教四十余年，1899年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时事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译本），备受中国学者推崇。另一美国学者凯恩（F.H.King）1909年2月至6月间先后考察中国、朝鲜、日本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1911年出版了《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一书，其中大部分反映的是中国农村状况，包括香港、广西、广东、山东、直隶、辽宁等地。这些作品，可以算作外国人调查中国农村的萌芽。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农村调查，外国人仍是先行者，以下按时间先后分别予以介绍： 国外学者最早的中国农村调查始于1914年。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特摩尔（C.G.Pittmer）指导学生对清华园附近的195个农户进行调查。1918年，以《中国生活标准的一个估计》（An Estimate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hina）为题发表③。 其次是上海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D.H.Kulp,1888－1980）指导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这是他于1919年至1920年组织该校社会学系学生进行的。调查成果为《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N.Y.: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25）。这是国外学者第一次对中国乡村社区所做的比较全面的调查。 1921年秋，英美各教会组织中国教育调查团来中国考察，以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农业教育家白斐德（Lenyon L.Butterfield）为团长。他们在中国调查6个月，足迹遍10余省。每到一省必到各农校和乡村视察，“于我国农业情形考察至为详尽”。著名农学家邹秉文向白斐德建议，可在此基础上就农业问题为中国政府起草一意见书。翌年，白氏撰成《改进中国之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并由傅焕光翻译为中文本由教育部刊行④。 1922年夏，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邀请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教授戴乐仁（J.B.Tayler）和马伦（C.B.Malone）组织北平9所大学的61名学生对直隶、江苏、安徽、山东、浙江240个村进行调查。调查成果《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于1924年由华洋义赈会印行⑤，部分内容收入李锡周编译《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北平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 1923－1924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白克令（H.S.Bucklin）指导学生调查上海附近的沈家行村。调查成果《社会调查——沈家行概况》（A Social Survey of Sung- Ka Hong，Shanghai:China Batist Book Store）于1924年出版中⑥、英文两个版本。 1926年，成都大学经济系教授布朗（H.D.Brown）主持了四川峨眉山新开寺附近25个田区的调查和成都平原50个农家的调查。这两个调查成果发表于北京经济讨论处所编的《中国经济》月刊，1928年收入李锡周编译的《中国农村经济实况》。 在白克令和布朗调查前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卜凯（J.L.Buck）曾主持两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这两次调查，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巨额资助。第一次调查为1921－1925年，共调查7省14县17处2866个农家。调查成果《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于1930年由太平洋国际学会与金陵大学出版英文本，中译本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河北盐山、安徽芜湖两县的调查成果，分别以《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芜湖一百零二个田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于1928、1929年出版中文本。第二次调查为1929－1934年，涉及面更为宽广，除了东三省以外，几乎遍及全国，包括22省186个县168个地区16786个田场38256个农户。调查成果《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英文本，中文本1941年由成都金陵大学农学院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