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4－0066－08 众所周知，1927年11月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前，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实行新闻封锁。问题是，存在新闻封锁这一事实，是否必然导致“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无法传播”这一结果？相应的，在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到保安采访和《西行漫记》面世之前，国内和国际上是否不存在公开传播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的出版物？本文以1932年至1936年间公开发行的两份英文出版物《中国论坛》和《今日中国》为例，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埃德加·斯诺到达保安之前，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并未完全阻断苏维埃革命信息的传播 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新闻封锁，因而苏区革命信息在国统区得不到传播，这种观点似乎已成定论。例如，在当前学术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1936年7月初埃德加·斯诺对保安的采访和据此完成的长篇报道《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打破了自1927年11月以来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其苏维埃政权的新闻封锁。代表性的观点如：“《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①；“此书（指《西行漫记》——笔者注）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最早向全世界详细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②“斯诺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向全中国、全世界正面报道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处于艰难奋斗中的中国工农红军。”③ 类似的提法，也出现在最近几年的长征史料编纂中④。与上述观点相呼应，在争论“鲁迅与茅盾是否向红军发送贺信（贺电）”这个问题时，很多论者认为，1935年年底到1936年上半年，上海地下党和长征期间的红军失去了联系，在上海的鲁迅、史沫特莱等人得不到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及红军的消息。代表性的说法如：“在鲁迅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已一年多、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尚未重建组织的情况下，鲁迅怎么可能看到信中涉及的那么多党中央的文件？鲁迅虽然天天看报，但也不可能如此了解各地民众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动向。”⑤“（史沫特莱）在上海法租界的信箱可免遭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而收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以及海外寄来的外文报刊。但她当时也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收不到中共中央的文件。”⑥ 与此相矛盾的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北平、上海等地文化界的部分人士，当时其实能够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红军的大致动向。例如，1971年7月25日，茅盾在写给周振甫的回信中指出：“但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之讯，鲁迅和我在沪知之较早，约在‘残秋’前后，盖当时在沪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时相过从，彼等消息灵通，知后即便相告。”⑦ 根据上下文，茅盾在这封信中所说的“残秋”，指1935年11月这段时间。也就是说，鲁迅、茅盾、史沫特莱等人在此时已经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曾经去过斯诺夫妇在北平住所的陈翰伯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1935年11月1日之前）在这个小小的安全岛上，我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看见过《八一宣言》。斯诺家里消息灵通。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也许还要进入华北，以阻止华北‘特殊化’。红军司令部到底在哪里，兵力怎么样，装备怎么样。消息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这一股子抗日力量确实存在，是无可怀疑的。”⑧ 上引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与上述学术界关于“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到达保安之前，中国革命信息在国内外均得不到传播”的观点存在着矛盾。而就信息的可信度而言，茅盾和陈翰伯作为当事人，他们的回忆不容忽视。通过他们的回忆可以得知：1935年下半年，鲁迅、茅盾等上海左翼文化界领袖，至少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获悉红军的有关消息：一个是由共产国际出资⑨、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刚创刊时名为《救国报》），另一个是包括史沫特莱在内的一些国际友人的口头传递。关于《救国时报》的创办情况，国内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论述，本文不再赘述⑩。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第二个方面的信息传递渠道，以下问题仍然有待解答：史沫特莱、斯诺等在华外国人，可能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换言之，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苏区革命信息实行新闻封锁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人得不到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国际友人反而“消息灵通”？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苏区革命在中外文化界传播情况时，主要关注的对象是这一时期公开发行的中文刊物和外国在华记者（作家）的纪实性写作，却很少论及针对中国时局的外文刊物。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尽管国民党对苏区革命的消息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但凌驾于国民党法律之上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存在、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外国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使得以外国执照的名义在上海公共租界公开发行出版物，可以不受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约束。而且20世纪30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的革命之间，存在着共产国际这一信息传播中枢和交流平台。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在同样作为共产国际欧美支部的英、美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中，可以获得其传播或者宣传的某些途径。这样，国内和国外以外文形式或者以外国法人名义创办的公开出版物成为当时公开传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消息的主要信息渠道。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两份英文刊物 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访问保安之前，国内和国外至少存在过两份公开发行并从正面连续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情况的英文出版物，即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和1934年在美国纽约创办的《今日中国》。从办刊动机来看，共产国际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政治需要，是催生这两份刊物的主要动因。它们所登载的有关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内容，主要由共产国际或者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下面介绍这两份刊物的内容，看看它们如何公开传递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