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597（2009）03－0069－06 1927年4月到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经历了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发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高层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问题的争论，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对斯大林等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方针提出了批评。 季诺维也夫认为：在国民党内，左派分子虽然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但是这个左派多数不领导党”，“领导党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少数”。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后，没有自己的报纸，不能批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在这种现状下，“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根本违背在国民党（应为共产国际——引者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的提纲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主义观点”。①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是“四个阶级联合”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国民党“没有体现出‘四个阶级的联合’，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完全是由四个阶级联合政策发生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自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的下层组成部分”；“若共产党没有理论上政治和组织上独立的保障”，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简直是布尔塞维克空前绝后的一种笑话”。② 上述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虽有一定差别，但基本一致地认为，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不是“四个阶级的联合”，资产阶级在国民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同时，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 那么，以后应该如何对待国民党呢？季诺维也夫告诫说：“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么这不仅会导致毫无批评地颂扬国民党、掩饰国民党中的阶级斗争、隐瞒枪杀工农和使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实，而且还会导致共产国际内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③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注意到自己的组织，注意自己的武装和力量”，只有这样，“才不是仅仅与动摇的而可以开倒车的上层分子联合，而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真正革命分子联合”。他认为汪精卫集团靠不住，“将以十倍的努力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农”。④ 关于如何将中国革命发展到更高阶段，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季诺维也夫认为：“只有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才能真正保证防止中国民族运动按照‘基马尔主义’发展。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⑤ 托洛茨基也主张立即建立工农兵苏维埃，认为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要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的制度”⑥。 针对这些批评和反对意见，斯大林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北伐军迫近长江后，“农村中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以及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里汹涌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国民革命军向帝国主义海陆军包围着的上海的胜利推进”等，都说明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共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斯大林还认为，1927年2月发生蒋介石要求迁都南昌之争后，联共（布）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也是正确的。1927年3月，联共（布）中央向中共指出：“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共产党不应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⑦ 他认为事情正是按照联共（布）中央所预见的那样发展的。可以看出，当时斯大林认为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应该如何对待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呢？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的背叛使中国南部出现了两个中心，即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而“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⑧。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斯大林认为，原先“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⑨ 针对托洛茨基“我们不愿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集团负责，哪怕是承担一点点责任”⑩ 的主张，斯大林认为，武汉的国民党是“左派国民党”，是集中中国革命分子的“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武汉的左派国民党“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11) 而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党外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武汉政府虽然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而且也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