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而对其成因的研究，又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30年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的研究作一审视与思考，将有助于推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 一、总体研究概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成因的研究迄今已有30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即开始了对其的反思历程，但对其成因的研究则始于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① 这一论断为“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据。这一时期对“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决议》内容的具体阐释和延伸，并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开拓者。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症结》（《党史研究》1985年第1期）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5年。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20周年和结束10周年，“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这一阶段不断有新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问世，其中不乏精品之作，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等。代表性的著作有：谭宗级等著《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等。这一时期，国外有关“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著作也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990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由于国内学术气氛日益活跃，这一阶段对“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进展。同时，由于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水平较前两阶段有明显提高。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 第一，研究资料日益丰富。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历史档案资料。如：《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的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等领导人传记，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的史料资源。此外，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汇集了一大批回忆性文章，对“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二，研究视角更加独特。理论研究的创新性首先在于它的独特视角。研究者们以新的视角解读“文化大革命”成因，更加理性、客观地揭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与教训。第三，研究水平明显提高。高水平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不断涌现，出版和发表了一些质量较高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年第1版，2005年第2版）。这是经中央权威部门正式审定、正式报批出版的第一部“文化大革命”史专著。第四，研究方法有所突破。在研究过程中，有的学者开始尝试跳出史学的圈子，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更新的角度去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成因。如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一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社会怨恨”问题出发，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响应，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有一定的启示。 二、主要观点综述 （一）主观原因说 1.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现状，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富裕、高尚的新社会主义。②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要构建一种“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一构想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公社的理论与实践和“五七”指示中，而这两者又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③ 叶昌友则认为，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对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④ 金春明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为促进世界革命，挽救国际共运；解决党变质的问题；解决接班人问题，防止党变修。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政治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片面的、极端的，甚至是完全颠倒的。这种理论探索上的误入歧途和对形势判断上的片面性，是导致毛泽东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决策的最根本原因。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