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1－0012－20 从1927年1月到4月，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等，根据斯大林在1926年11月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上所作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以及依据这个报告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斯大林报告和中国问题决议），向中国发出过20余次指示，强力推行他们必须维持国共合作、必须与蒋介石妥协共处的政策，迫使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等不仅放弃了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武装反蒋的计划，进而与汪精卫签署了《汪陈宣言》，最后不得不在蒋介石血腥屠杀下失去了用工人阶级的鲜血和生命好不容易换来的新生民主政权。这个历史责任应该由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承担，但斯大林却应该是这个历史责任最主要、最重要的承担者。过去在这件事情上大多是谴责陈独秀，这是应该的。但却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此事的主要责任者斯大林，这显然是很不公平的。现在必须还历史以公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斯大林报告和中国问题决议的要害是完全没有正视蒋介石的逐步反动和迅速崛起，而一味地强调“利用”或“全面利用”；强力推行“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企图，反对各种过早将右派排挤出国民党仓促步骤”，对蒋介石百般妥协、迁就，甚至有意放纵，养虎遗患。当他暴露无遗、已成大祸时，造成的后果已无可挽回。 斯大林报告和中国问题决议中文稿在中国党内传达、学习的时间，最早是在1927年1月下旬，而像周恩来这样的干部看到文件则是二三月间了。周恩来学习以后，最受鼓舞的是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懂得了中国共产党要进行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①。应该说他领会了这两个文件的一个精神实质，有其广泛的代表性。陈独秀虽然对这两个文件有自己的看法，但对实现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方面，他是没有异议，是坚定的。陈独秀与周恩来等正是在这两个文件的鼓舞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曼达良、纳索诺夫、福京和阿尔布列赫特等的支持帮助下，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至于对反革命两面派蒋介石的看法，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当他们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认识到蒋介石的狰狞面目并起而与蒋介石“决斗”时，却受到来自莫斯科斯大林等的严厉压制。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在中国应该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但是必须“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企图，反对各种过早将右派排挤出国民党仓促步骤”②。由此引出必须对蒋介石采取妥协、让步的种种政策。 1927年1月，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等为一方与以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当时开始一般把他还称为中派）为一方，在武汉和南昌两地何处定都、建立中央政府问题上斗争激烈，并由此形成了两个政府、两个中央委员会、两个国民党政治局和两种军队的严重对立局面。斗争的实质关系到把中国革命引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蒋介石自然是使出浑身解数要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反革命的独裁统治道路上去。面对这种尖锐严重局面，就在这年1月13日，斯大林给鲍罗庭发电报，让鲍罗庭在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玩弄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把戏，告诉蒋介石说汪精卫不会到武汉去参与反蒋，以减弱蒋的后顾之忧。“作为妥协，可以同意总司令（蒋介石）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则驻在武汉”。斯大林还让鲍罗庭吹捧蒋介石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您的领导”云云③。 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为贯彻执行斯大林报告和中国问题决议，在讨论制定《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任务》时，原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因为反对斯大林的上述主张被斯大林撤换掉，新上任并支持斯大林的布哈林，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在该会上坚决提出：“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企图，反对各种过早将右派排挤出国民党仓促步骤”④。文件强行规定：“共产党员决不应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国民党机构，更不应取代国民党机构”；“决不能容许把共产党的人选强加于人，把国民党内全部领导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来担任”等等。文件还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开展政治工作时，“应该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⑤。这些规定，与1926年9月维经斯基到中国以后提出的中共必须“从旁边加以支持，不抛头露面，也不谋求领导权”⑥ 的主张如出一辙。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失败。 1月间，蒋介石在武汉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夸大自己的战功，结果受到群众的质问。鲍罗庭为了压一下蒋介石的嚣张气焰，说了些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等一类的话，使得蒋介石很丢颜面而恼怒。于是，蒋介石坚决提出撤销鲍罗庭的职务、坚决迁都南昌。 消息很快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对此很敏感，特两次拍发专电设法挽救：“不要突出鲍罗庭”；“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把汪精卫当作一张牌打，让人“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目的在于设法准备以汪精卫来制约蒋介石⑦。但此招并不高明，正如一位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所说：“把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认为他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其实也是“跟在国民党屁股后面转”，绝不会有好下场的⑧。后来的事实发展被这位共产国际代表言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