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2-0003-09 对中共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问题的研究上，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①研究者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对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尚不够充分。本文试图在对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运动本身在传播中的作用作一分析。 一、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传入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既不是自十月革命始，更不是自五四运动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和他的主义就已被介绍到中国。 早在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译文《大同学》②中就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③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主于资本者也”。④简要介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及其安民救世思想。 20世纪的最初十年，留学日本和欧美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在学习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较多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并把它传到中国。其中留日学生贡献最大。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00年至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翻译自日文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即达20种左右。较著名的有村上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⑤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⑥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⑦《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在这些书中初步介绍了马克思的代表著作和一些基本观点。留日学生办的刊物，如《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等，也刊登了不少介绍和同情社会主义的文章，称颂社会主义是光明奇伟之新主义，是“大中至正、尽善尽美、天经地义、万世不易之道”。⑧其中亦有一些内容谈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喟，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⑨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社会主义的“最要之义，不过日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⑩据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与近世社会主义有同一立脚点。梁启超曾到美国纽约考察，亲眼所见社会黑暗，贫富差距悬殊，认为“社会革命其终不免”，但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在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时，梁启超把社会主义分成极端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前者在“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交不可胜言”，后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认为中国人现在的程度不足以谈社会主义。(11)这表明梁启超虽然介绍了马克思及他的一些思想，但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时期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政党和政派中，较多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 资产阶级革命者孙中山1905年春在欧洲旅行时，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在交谈中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设想中国将“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12)他的民生主义中不乏马克思学说的启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称赞马克思的《资本论》“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热之言论矣”。(13)孙中山崇敬马克思，在学理上赞同马克思的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同情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认为劳动应得报酬，主张平均分配。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拯救社会疾苦之学说”，故提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但孙中山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用激烈的革命方式推翻统治阶级消灭剥削，即“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廖仲恺、宋教仁、朱执信、马君武等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著文谈论社会主义，谈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1905年11月26日，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以蛰伸为笔名，发表《马尔克Marc》(14)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事迹，并首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个要点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他之前的社会主义不同，“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马尔克素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上述认识表明作者是抓住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基本点的。1906年5月1日，《民报》第4号登载了民报社员译自日本巡耕社的《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其中第一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之大目的，在以土地、资本(此二者，人民生活所由产也)公诸社会，使政府掌治之，而民以其劳，自易其利，不容各人私有，……谋人类财产及权利一律平等”。斋(即宋教仁)的译文《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5)和渊实(即廖仲恺)的译文《社会主义史大纲》(16)则分别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在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也介绍和翻译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们在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广告中，列入了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在《天义报》上刊登了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二章关于家庭的婚姻的部分译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内容。(17)申叔(即刘师培)认为《共产党宣言》“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篇；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篇亦不得不奉为圭臬。”但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宣言阐述的国家学说，认为宣言“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