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农村革命早期地方领导群体(主要以赣西南为考察对象)的继续研究。地方领导者是农村革命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群体。笔者在前一文中①，曾从地方领导群体的构成、领导群体自身的革命思想源起和领导群体发动革命的行为优势与特点三个方面，考察该群体在农村革命兴起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坚强的地方领导群体。他们位处中层，主要由返乡和在乡的当地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不少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他们发挥自身的优势，依靠对地方政治态势、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迅速地深入农村发动武装暴动，保证了中共战略决策在农村的快速实施，拉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在土地革命兴起之初，发挥了“起根发苗”的主导作用。在革命源起的诸因素中，不仅存在着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动因，而且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中共在时局突变、战略转换的紧急时刻，能够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这样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社会文化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 继革命源起之后是革命的展开。如果将1927年到1928年的武装暴动和形成农村武装割据区域基本轮廓，大体界定为革命源起阶段，那么，从1929年到1930年建立在武装割据基础上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则为革命展开阶段。这一阶段，在暴动基础上形成了多个农村革命区，仅在江西，既有毛泽东等领导的由正规军队会合地方力量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由当地俊杰如方志敏等领导的赣东北、李文林等领导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以及一些更小的红色割据区域。最初领导了当地武装暴动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坚骨干，当然地成为各地武装割据区域的党政军领导人。革命由最初的暴动推翻国民党地方政权，走向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分配土地和扩大根据地，呈现向革命核心目标展开的趋势，而革命的形势因为敌军进攻的加剧，呈现较暴动时期更加起伏和严峻的特点。地方领导群体如何应对革命展开的新形势与新问题，推行中共中央制定的阶级路线与新的方针政策，推进革命的发展，成为继暴动之后而起的一个重大问题。 关于这一段历史过程的论述已经不少，而以地方领导群体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则相对缺乏。在有关的历史论述中，大体在两个主要视点下涉及对这一群体的认识：一是党内路线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当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江西地方党的结论性评论，认为江西党的路线可分三个时期，在1930年二七会议之前是“机会主义的路线继续统治的时期”，主要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地主、富农充满了党和革命团体；二七会议到1930年8月的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二全会议”)，是转变机会主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时期；从二全会议到年底，“立三路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②这个评论，对以李文林③为代表的江西地方革命领导群体，基本上是完全否定的。一是肃反扩大化，这是许多有关苏区史著述的共同表述，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赣西南各级党组织虽然也有缺点错误，李文林等主持的二全会议“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二七会议将出身于知识分子、背叛原来家庭投身革命，并且开创了武装割据大好局面的赣西南地方革命领导人，指斥为地主富农分子并加以打击，“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在江西苏区开了党内滥杀无辜的先河”，其后对他们进行的肃反更是严重的扩大化错误。④这一观点比较客观，对李文林等地方领导者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肯定其主流是好的。此外，也有的著作在论述中共历史、涉及对江西地方革命领导人的不当处置时，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原因。⑤ 本文试图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中，以农村革命地方领导群体为主体，考察这一时期他们在土地分配、阶级路线和发展目标等核心问题上的思考和行为，力图回答在革命展开时期，最初发动了农村革命的地方领导群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如何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经营革命，如何面对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源源不断的革命要求？在与中共前委和正规军队的聚合过程中，如何认识与对待新的政治领导及其发展思路？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条件及行事方式，在革命展开过程中特别是在清一色的阶级政策下，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和挑战？中共“六大”等中央精神的传达贯彻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自身环境和局限的体察、革命形势与目标的不同认知，产生了什么样的党内矛盾与斗争，如何导致了当时赣西南革命不断推进与党内危机迭出相交错的独特情境？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更为接近地还原历史真实，进一步理解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全面地认识那一段惊心动魄历史的前因后果以及曾经为中国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那一代革命精英。 一、革命兴起后的新形势与新要求 在革命源起与革命展开两个时期，地方领导群体面对的形势与任务，有着很大的不同。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领导完成暴动、建立武装割据区域后，所面对的敌我攻防形势和推进革命的任务，不但不比暴动时轻松，其复杂性甚至较之暴动时期更甚，从而构成对他们智慧、眼光和经验的更为严峻的考验。 首先是敌军的严重进攻。在暴动时期，一般来说，革命领导者面对的主要是县乡地方武装靖卫团、民团，或由县乡当局或有势力的地主请来的小部正规军，敌对力量并不大。而在暴动之后，国民党当局以“剿灭”革命力量为目标，显著地增加正规军来帮助地方防守，特别是加入对革命武装的进攻，“于是一次会剿以至二次三次会剿，一幕一幕的演来”⑥。如进攻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的国民党军队，既有湘赣两省的正规军，经常的有八九个团，最多时达15团之众，也有各县的保安队和地主武装。朱培德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时，曾采取屠杀与软化相结合的办法，用“进剿朱毛，包围弋横，清查人口，请立联保，各种民众指委会颁布共产党自首条例等，这种硬软并施、双管齐下的(办法)对付革命势力”⑦。1929年9月鲁涤平接替朱培德任江西省主席后，则誓言要“拿湖南的屠杀经验来肃清江西的共匪”⑧，刚上任即亲自兼任江西清乡总局主任，制定由城市到农村、第一步进攻赣西、第二步进攻赣南等所谓“分区清剿匪共”计划和清乡计划，并配合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实行数省“会剿”。这些“会剿”“进剿”虽最终因红军反击而被打破，但在敌军的严重进攻和烧杀中，也不时压缩着革命的地域范围，导致“今日苏维埃，明天又塌台”的变动不居局势，引发农民的严重恐惧心理，致使赣西南的革命力量“确实受了大的打击”，“党内外充满了悲观冷落的情绪，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相继一步一步的坍台，甚至反水”⑨，对地方革命的展开造成严重的困难。事实证明，敌情的变化，对革命领导者的思想行为影响极大，敌军持续严重进攻时期是这样，敌军退守防御时期也是如此(如1930年国民党军中原大战、形势对革命有利时)。地方革命领导者或稳健或保守或激进的许多行为，都可以从中找到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