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起点：20世纪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 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主题，是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性”(modernity)改造，即实现整个民族和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个转变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经济的市场运作方式、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民族文化和民众思维的“科学化”。经济运作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三个方面的转变是互相关联的，但经济运作方式和政治制度转变的相对缓慢性，决定了思想的转变——“科学化”的改造——必然成为中国社会转变的先行的关键因素，成为经济运作方式和政治制度转变的前提。 近代中国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中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与之发生剧烈冲突的。与腐败、没落的中国宗法专制制度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在二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总和，这个奇迹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成就的运用。在近代中西关系中，西方列强正是依靠科学技术而确立了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优势地位，迫使拥有几千年文明史并怀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开始了不情愿但又不得不为之的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 中国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过程，首先从技术层面(洋务运动)开始，然后转向制度层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最后在20世纪初转向思想层面即文化思想的“科学化”改造。这个转变一经形成，对“科学”的信仰迅速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潮流。鲁迅在1918年说“中国自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①坚持认为科学在中国有其名而无其实；梁启超在1922年认为中国社会“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点，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受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②这种认识无疑反映了当时中国科学的实况。但在另一方面，胡适在1923年“科玄论战”尚未结束时，已注意到一个事实，即“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③很显然，自变法维新以后的30年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学科体系——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包括这两个部分——并没有取得真正实质性的成就，但“科学”这个“名词”却获得了“无上尊严”，不仅无人敢于公然表示“轻视或戏侮”，而且得到“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换言之，“科学”是作为一种精神虚像而非客观实在得到中国社会的崇信。 我们知道，“信仰”是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人、物的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换言之，它是一种精神姿态。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对于“科学”所持有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姿态。这种精神姿态包括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认为科学万能，宇宙万物的所有奥秘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相信可以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只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包括生物、社会、物理或心理的诸多方面。二是赋予科学以价值判断，以为科学可以消除人类社会的弊端，为人类创造美好前景。中国的“科学”拥护者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主体价值观念，作为一种过时的事物，已无力促成国家的富强。因此，他们全面攻击以儒学信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将科学功能扩大到人生价值观，致力于以科学及其价值观来取代传统儒学在国人信仰体系中的位置。有的学者又称之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④但我认为称之为“科学信仰”更为合适。 “科学信仰”的存在是20世纪初以来贯穿于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不仅表现在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殷切呼唤和期待，先进文化人在内忧外患、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对科学(很大程度上是其物化形式——技术)的坚韧追求，而且还表现为一个悖论性的事实：在“科学为政治服务”论调甚嚣尘上、政治理论根本违背科学原理要求的“文革”年代，科学实质上虽已沦为政治的奴婢，但仍受到表面上隆重的礼遇和赞扬；在当代中国社会，不管人们所处的地位如何不同，实际利益存在怎样的差异，也不管人们的知识水准如何悬殊，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如何歧异甚或无知，对“科学”这个名词(在更多场合下以“科技”来表达)却表现出惊人相似的虔诚笃信——至少表面世上是如此。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对于“科学”(尤其是“科学精神”)本质的认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基本仍处于模糊状态。这种虔诚而少质疑，模糊而少分析，崇信而少理解的态度，正是人类“信仰”这一心态的突出特点。⑤“科学”在当代中国人思想中的这种状态表明，“科学”已经演变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获得不能轻易改变的“信仰”地位。 二、清末民初之际“西学”向“科学”的转变 19世纪中叶以后，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与中国发生正面而直接的冲突。中国社会震惊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始严肃地对待西方文化，但“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很难遽然突破。在昧于世界形势而以“天朝上国”自诩的心态环境中，开眼望世界的林则徐、魏源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经是很开放、大胆的观念。洋务运动在将“师夷”自强思想付诸实施时，主导观念仍然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或“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个时期，无论是这场自强运动的发动者，还是普通国人，他们所意识到的只是“技”不如人，传统信念尚未从根本上受到怀疑和触动。张之洞(1837-1909)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被时流视为至理名言，引起心理共鸣，说明它颇能总括彼一时代的精神，代表当时国人的共识。诚如梁启超所言，“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⑥可以说，洋务运动时期，即使在当时趋新的文化人观念中，“西学”几乎也未超出“技术”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