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陈寅恪诗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①余英时先生云，此诗第三句指的是当时国内的两大史学流派：“鲁仲”系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一派，包括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在内，“田巴”指马克思主义史学派。②“鲁仲”指胡适，余先生引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鲁连黄鹞绩溪胡”为证，极具说服力。但“田巴”所指似尚未妥。杜正胜早对此说提出异议，谓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只在青年学生中流行，尚无为史学界公认的成绩，不足以对陈寅恪形成严重刺激。③其实，照余先生征引的材料来看，所谓“田巴”非指旁人，盖即顾颉刚也。《史记正义》引《鲁连子》：“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霸，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此处所举“田巴”特征，一是激烈的否定传统(“毁五帝，罪三王”)，一是具有鼓动性(“一日服千人”)，在当时的史学界中，惟古史辨学派足以当之(不过在陈氏写这首诗时，情况已稍有不同)。所谓“辩士”者，也可能取其谐音——“辨士”二字。 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中国历史学界风气转变之时。不少学者对于此前风靡一时的疑古思潮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多种重建古史的方案。④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在序言中云：“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他提出应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态度来对待古史，并以黑格尔历史哲学正反合三阶段论的概念加以说明：“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正’也。近人指出前人说法多为‘查无实据’，此‘反’也。若谓前人说法虽多为‘查无实据’，要亦多‘事出有因’，此‘合’也。”⑤此后的几年中，他又将中国史学家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将上述态度归为释古派，强调对于无信史可考的传说，“要从历史上推到其社会背景，再由其社会背景而追溯其历史”，而此三种态度正代表了“历史进化”的“三种不同嬗变”。⑥ 冯氏的说法影响甚大，为此后不少史家继承。一般认为疑古代表了对古史的破坏，释古代表了重建古史的努力。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需要辨析的是，按照冯氏的解释，释古显然是在疑古基础上对后者的“扬弃”，而不是完全的对立。事实上，即使是对疑古不满的学者，亦不轻易否认顾颉刚的贡献。与顾颉刚私交甚好而学术观点颇多歧异的钱穆说，自己疑古的程度实“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⑦30年代批判顾氏力量之一即马克思主义史家。但此派健将郭沫若在1930年表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见”⑧。陈寅恪的弟子石泉回忆40年代曾与乃师谈及顾颉刚、陶希圣，“皆当时‘正统’学人对之颇有微辞者，先师则称此二位‘都有贡献’”，并说《古史辨》“在学术上有重大的新见解”。⑨这些话不见诸公开文字，但陈氏对不同学术见解确持开放态度。⑩石泉的回忆当大致成立。实际上，陈寅恪对胡适、顾颉刚二人的学术成就均是认可的，他在诗中主要针对的是其时随胡、顾之风而兴的学术潮流。 就学术观点和方法来看，当时不少致力于古史重建工作的学者虽然在治史的基本方向上与古史辨学派不同，但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甚至很可能直接间接受到后者的影响。对此，已有学者零星指出，但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11)既存成果多见其异，少见甚至有意无意地不见其相同和相通之处，故此问题仍值得系统阐释。(12)进一步，这又不仅是两方面学人学术观念的异同问题，也涉及对古史辨学术观点的全面动态把握。(13)实际上，不少“重建派”学者在研究古史的时候都运用了被认为“疑古派”核心思想的“层累说”以观察古史的构成，另一方面，有些过去被视为“重建派”所特有或非常核心的一些观念，不但可以在“疑古派”那里发现，且是在辨伪过程中提出来的，公开发表的时间还早于“重建派”，只是他们“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这意味着“古史辨”并非一个自始至终固定不变的学术流派，而“疑古”和“重建”也绝非两个界限清晰的学术“阵营”。因此，本文拟从一条特殊的线索——有关古史研究的“故事眼光”入手，探讨20年代末30年代初释古与疑古两条不同取向的治史路径之间的呼应与关联，并进而从动态演变的角度研究顾颉刚的思想变迁。(14)至于更为详尽的研究，显然需要以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为背景，非一篇论文所能奏效，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之意。 “层累造成的古史说”的建设向度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顾颉刚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对此，不管是古史辨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无异词。1924年初，胡适就说这个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15)。胡厚宣写在1949年底致力于表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一书，特以“唯物史观作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探讨”诠释“释古”取向，也说到：“现代疑古学最大的贡献，一个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古史观’，一个是顾颉刚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16)至于曾亲与“古史辨”运动又亲自参加了建设“上古信史”活动的董作宾后来描述那一时期的中国史学界，说：“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观点只是一个‘疑’，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极端怀疑。”(17) 根据顾颉刚的自述，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他已经开始辨伪之后，在1922年春天形成的一个看法。是年，为了替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顾氏将《诗经》、《尚书》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加以比较，“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他将这三部书中关于禹、尧和舜的叙述集合起来，发现它们随着时代发展而愈益复杂，于是“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一年以后，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对此说做了初步概括：首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其次，“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8)此后，顾颉刚的表述又略有一些改变，如很少强调“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更趋于历史可知的层面(详下。其实，顾在与钱书中是有一“即”字的，可知彼时也不认为历史一定不可知)，但基本内容并无太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