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2-0048-07 一、供应：目的以手段为倚重 城市的供应与服务，关涉政局的稳定，关涉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妥。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蔬菜供应与菜场服务如何呢？会不会是一幅图谱化的破乱而凋敝的景象(当今“文革”图谱化是一种倾向)？ 事实上，上海1966-1976年蔬菜供应量每天平均在2200—2500吨，总体供应水平保持在每天人均吃菜370-420克①，即就总的情况而言，当时上海的蔬菜供销是正常的。然而，由于取消“进场代销”，改为“生产队定点交售、菜场定点采购、货源按固定比例分配”的“三固定”购销模式，使市场调节的杠杆功能有所丧失，以致旺淡季矛盾十分突出，如“常年菜田多年平均最旺月份上市11.2万吨，最淡月份仅4.5万吨，前者为后者的2.5倍”②。尽管每逢淡季各菜场均采取“以咸补鲜，以荤代素”等措施，终究不能避免在这座城市里每天会有近百万人为排队买菜而起早摸黑，1973年至1976年淡季时，“只能按户凭证限量供应，有时居民要三四天才能轮流买到一次鲜菜”③，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哄抢、套购等现象。如1968年早春，上海蔬菜供应困难，据报道上海县北新泾镇发生如下情况： 最近一个月以来，北新泾镇从早到晚，从市区赶来买菜的人络绎不绝。从镇北申乙港、野鸡墩到镇南的三星牧场，提着篮子，推着自行车的人群在田里横冲直闯如过“无人之境”，野鸡墩附近一处就有十来亩的庄稼被踩得一塌糊涂……三月一日下午三点左右，有两只从吴江县八渡公社行来的农船，船上装满青菜，因潮水关系停在红旗船厂后面。这时，有近百把人冲破船厂大门，跳上近岸的一只船，动手就抢青菜，结果装了三千斤菜的一只船，被抢走整整二千斤。青浦县白鹤公社有一条装菜的船，带了生产队的证明，有十担青菜到上海来卖。船在渔行湾码头，被一帮人连哄带抢，劫走了五分之三的青菜。桐乡有条船证明有四十五担菜，定价每斤六分，总价二百七十元。结果被一帮人一抢一哄，只收到四十六元④。 再据报道： 近来，发现我公司船员，在外港套购、抢购、捎带上海暂时脱销或供应紧张的物资和副食品的现象日渐增多。捎带的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达到了惊人程度。如前一阶段上海大白菜供应较紧张，我公司战斗轮在烟台港好多船员都买了，有人买了上百斤，一条船就达数千斤。战斗轮在秦皇岛时，几个船员骑了自行车到郊外农民家中去买活鸡，讲好价钱，鸡捉了就秤，鸡逃就满地追，鸡飞到屋顶上去了，还爬到农民屋顶上去捉。弄得鸡飞狗跳，影响极坏⑤。 那么，这其中除了存在淡季供应短缺等直接原因外，“文革”运动中的政局变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管理问题，是否也成为一种原因呢？在此，“文革”运动衍生出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应排列其中，上述两例可引为实证，兹说明在城市管理的角落，仍然存在着无序和混乱。至于副食品零售行业的造反派和“文革”当局在夺权、掌权中，面对城市蔬菜供应的实际问题，标举“阶级斗争”和“为人民服务”的两面旗帜，则延伸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公平买卖、笑脸相迎”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 在1967年冬春造反派夺权之际，恰逢蔬菜上市淡季。或许是当权派的政治博弈，或许是基层群众追逐福利——据当时的报道称：在一个短暂的时段里，一是“当权派漠视全市人民的日常生活，放弃职守”⑥；二是“不少受蒙蔽的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丢下一副‘烂摊子’”⑦，以至田间管理放松，外地采购不力，营业时间缩短，上市量锐减，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结果，“农商部门革命造反派召开市蔬菜工作会议，建立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的各级领导班子，有力地把蔬菜生产抓了起来”⑧。1月下旬至2月上旬，市郊就播种了2万余亩蔬菜，比前20天快40％。农商造反派还共同踏田，核实上市货源，增加供应量。同时增派采购人员分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北及东三省采购大白菜、萝卜及卷心菜、大头菜等。一些菜市场的造反派也拉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横幅，如普陀区“十五个菜场七十个供应点，自始至终维持原来的早市、下午市。大型的西康菜场坚持从早上六时到晚上八时，中午不休息，全天供应，节假日还提早开秤”；为增加蔬菜上市量，“单东方红菜场就组织到太湖菜一千五百担，芹菜四、五百担之多。西康菜场还到棉粮地区的徐行公社采购来六百多斤大蒜充实市场供应”⑨。1968年入冬，上海遭遇寒流侵袭，海运系统造反派抽调包括远洋万吨轮“东风号”在内的10多条货船，从青岛、烟台运来蔬菜7万多担⑩，以解燃眉之急。 在此，当权派、基层群众、造反派之间，是否存在着黑白之分、是非之辨呢？确实，围绕城市蔬菜供应，三者的态度和行动各有企图，各有目的，且这种企图和目的均具有政治指向性，用当时的话语体系应称作“路线之争”。然而，这“文革”“路线之争”不是本文关涉的主题，只是从“文革”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厘析，可知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是各个观点、各个立场的政治力量，都必须重视、必须把握的紧要环节——即便在动荡时刻被扰乱，甚至有所搅局，那也是以此为筹码、为凭藉催逼之、要挟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是手段，政治路线才是目的。然而，因为此手段关联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目的便借助着手段，托举着手段，即以手段为倚重、为标志，来铺排和考量具体的工作。所以，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与服务，在造反派掌权以后，仍然坚持要求“卖菜人想到吃菜人”(11)，强调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就不是偶然之举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