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D822.3；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2-0025-11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事件。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外关系格局实现了从“一条线”向全方位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苏关系正常化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它关乎全局，贯穿始终。冷战结束后，各国学者即开始研究这一课题，但当时史料有限，研究难以深入。近年来，随着重要史料的披露和一些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条件基本具备。本文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背景下，分三个阶段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的重点是中共中央在各个阶段处理中苏关系时的战略考虑，特别是中美关系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对苏政策调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中苏关系充满巨大变化，并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为同盟，双方的友好合作迅速达到高潮。但20世纪50年代末两国关系转趋恶化，从60年代初期的“大论战”一直发展到60年代末双方在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中国实行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同时也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两国走向缓和的过程微妙而曲折。 (一)从加强“一条线”战略到考虑调整同苏联的紧张关系 以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在外交方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顺利转变、为即将展开的改革开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尽管当时苏联多次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要求，但出于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决心首先实现中美建交，并进一步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考虑的重点是对美关系，这是中国没有改变对苏政策的重要原因。邓小平认为，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国刚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①。在邓小平倡导下，党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重点是美国，因此，能否顺利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保证对外开放顺利实现的关键。②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与有关人员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③。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多次提出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建议与中国缔结相互关系的文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④。对于苏联所有的建议，中国的答复基本相同，主旨是：苏联的建议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希望苏联做点实事，要改善中苏关系，应先解决边界争端问题⑤。 虽然这时中国的对苏政策没有变化，但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对中苏关系、苏联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的讨论。胡耀邦在一次内部谈话中就指出：“说苏联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理由不充分，应该把(苏联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分开。”⑥同时，对苏联威胁的紧迫性和威胁程度也进行了重新评估。尽管邓小平在1979年初访美时强调，“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苏联”，“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⑦但从中很难寻觅战争“迫在眉睫”的意味。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即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扩张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这是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直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那么就更要仔细斟酌邓小平对苏联及战争的真实看法。况且，在内部讲话中，他强调的重点已有所不同。当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军委科技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时指出：“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并要求军队缩小规模⑧。这说明，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已初步改变。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加强“一条线”战略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不仅中苏关系持续紧张，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不顺利。一方面，苏联加紧对中国周边施压；另一方面，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在一种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考虑调整对苏政策。 (二)明确改善中苏关系的前提条件，举行国家关系的谈判 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于1980年到期⑩，虽然它早已名存实亡，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却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即它能够影响中苏关系未来的走向。这一条约的废续为两国调整关系提供了契机。 1979年初，中苏两国开始就处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表明态度。苏方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表示反对废约。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11)。中方主张废约，但希望通过谈判改善中苏关系。中国外交部考虑了驻苏使馆的意见，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的请求》报告，得到中央批准。(12)1979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向其通告，全国人大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同时建议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