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83-(2009)01-0011-07 2009年1月29日是瞿秋白诞辰110周年的日子。瞿秋白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的领导人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实践中，他开始致力于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指导理论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和尝试。瞿秋白在军事指导理论方面的主张，比较集中地见之于《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1925年6月)、《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1926年4月)、《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1926年8月)、《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2月)、《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1927年2月)、《武装暴动的问题》(1927年12月)等数十篇文章、论著和报告中，主要发表于1925-1927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①的阶段。他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关于革命战争、武装斗争、游击战争、革命军队建设、工农武装割据、农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军事指导理论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是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先驱。 一、主张以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为“主要的斗争方式” 在旧中国，以什么方式进行革命，是走议会式的和平道路还是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一直是困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主要问题，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在实际斗争中，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开始探索武装斗争方式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3年，他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既需要流血的武装斗争，又需要和平的群众运动，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同时发展。他说：“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相互为用。”②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在总结五卅运动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必须人民的武装和革命军队”，“用革命的手段”，“从抗税抗货的运动，一直到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才能保证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③。1926年3月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三一八”惨案，使瞿秋白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他说，北京的屠杀使革命力量“日益团结集中扩大，并且迅速地武装起来，革命的政纲和策略——农民工人军事等各方面，都更加深切而明显出来”；北京的屠杀“更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④。 1926年春，为了准备进行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但是，陈独秀对北伐采取消极态度，说北伐只是防御性战争，并把它说成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只能站在“在野党”的地位。同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则在策划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施放种种“和平”烟幕，搞政治欺骗。针对这种情况，瞿秋白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⑤他说：“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潮，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⑥瞿秋白认为，在国民革命中，战争是主要形式，其他形式以辅助之，“我们以为现在有详细讨论革命斗争的方式之必要，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但“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大致总是从消极的反抗运动逐渐发展，逐渐普遍于一般民众，一直到革命中领导阶级的政治势力形成而巩固地领导民众实行积极的反抗，推翻旧统治。这种发展过程里，革命斗争的方式自然适应之而增加递变进步。”⑦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大致有：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革命战争”，⑧等等，“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⑨，它们的作用是“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训练民众的革命行动”，“锻炼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组织”，“巩固革命的战线”，“争得革命的势力”。他提醒全党同志对此要保持警惕，充分认识到“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⑩ 瞿秋白在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后认为，半殖民地的“特殊政治和经济状况”，使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阻梗”，“城市里大半有帝国主义和军阀驻军”，军阀部队“异常之多”，“而且大半间接受帝国主义的指挥”。在这些武装的反革命面前，“非以生死相持不为功”，“中国之解放必在于一战”，那种“希望和平交涉即能雪耻者非愚即妄”(11)。因此，“中国的革命方式，融合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由劳农之民权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独裁制的新方式，将要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群众革命创制，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式(就是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特征)……”(12)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认为，“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但如果单依靠“草创的民间武力”，也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13)，才能与强大的敌人抗衡，取得革命的成功。瞿秋白既反对了那种贬低和排斥革命战争的错误论调，也否定了那种把革命战争当作“唯一方式”的主张，正确地阐明了革命战争同其他斗争形式的辩证关系。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是中共党内最早专门论述武装斗争的文章，它不仅为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做了舆论准备，而且为后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