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上海书店影印本) 1919年5月4日下午一时，当北大学生在北大红楼后面的空场排好长队，人人手持一面白色小旗，队首高举北大五色校旗，浩浩荡荡走向校门，准备朝天安门方向进发时，看见身形瘦小的蔡元培校长挡在门口。当时在游行队伍里的杨晦在回忆这个场面时写道：“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①223不过，在同为北大学生且当时也置身于游行队伍的孙伏园的回忆录里，这个场面却未见蔡先生的身影，挡在那里的是另一个人：“游行出发以前，步军统领衙门派一个官来劝阻，学生告以目的在争外交，不必劝阻，这官就走了。”(《回忆五四当年》)①25 再来看蔡先生自己的回忆：“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的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①177言下之意，是当时在场，但没有加以劝阻。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描写这个场面时写道：“这时北京政府曾尽力设法阻止这次大集会游行。教育部派了一个职员随同几个军警长官，在4日上午11时左右便到达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在场召集学生(有些报道说，蔡当时不在)，听他劝告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听了这位代表长谈，双方辩论以后，拒绝接受他的劝告。这段插曲唯一的作用是使北大的学生队伍晚到了一些时候。”②150 我们或许没有必要纠缠于蔡校长是否曾在校门口阻挡学生这一细节，而应研究他对于学生运动的一般态度。至于政府方面，当它获知北大学生将要上街游行以抗议巴黎和会的秘密交易时，也不是一味加以阻止。只要不失控，学生的游行示威大可配合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斗争。游行的组织者说，他们的游行线路的终点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兹引1919年5月5日北京《晨报》记者有关5月4日中午各路学生队伍汇集到天安门时的报道：“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称)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道：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③17 但在东交民巷递交说帖之后，游行队伍却朝赵家楼涌去(据匡互生等人回忆，这并非游行组织者的预先安排，而是一些激进学生秘密组织——如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等，均有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的密谋，他们出发前就随身带了火柴和煤油，按匡互生1925年的说法，是准备“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①306)，并火烧了赵家楼，殴伤了章宗祥。余下的事史书记载甚详，不再赘述。不过，即便到了5月下旬，也即北京五四事件已引发全国抗议风潮致使局面大有失控之虞时，总统府和教育部虽已公开发布好几道厉言要惩办肇事学生的命令，但这主要属于空口威胁性质(防止事态出现异动)，也是为了敷衍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但专门负责全国治安的政府内务部则在5月23日发给各省区最高军政长官关于如何处理各地学潮的电文中指示：“查青岛问题发生以来，我邦学子，感于外界之刺激，发其爱国之热忱，奔走呼号，不遑宁处，冀以国民之朝气，策助政府之进行，用意至深，殊堪慰许。惟是爱国之道，应以择术为先，既以拯救祖国为前提，应有恪守范围之表示；若夫徒尚意气，激生事端，招友邦之责言，贻国家以巨患，是其志愿本欲爱国，而其行动造成祸国之媒，当非莘莘学子所忍出此。沦胥之惧，原为血气所同，第救国之方，当求正轨，无益之举，必误歧途。本部有维持治安、预防危害之责，用特掬诚相告，俾期弥患无形。邦人君子，其韪斯言。除分行外，相应电请照查转饬布告各属一体周知，是为至盼。”④343事后看来，这的确是政府处理各地运动的基本方针，即希望学生以“正轨”(和平游行，而非激生事端)的方式配合政府的外交。 不过，当时的政治情势颇为复杂，而大学校园公开的和秘密的学生政治团体又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目标。此外，对皖系操纵北京政府心怀不满的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一直与北京政府抗衡的南方政治势力以及直系、奉系等其他北洋势力——都希望暗中利用学生，对学潮推波助澜，以使其失控，从而削弱北京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一时间，一向被认为“以学问为业”的大学生竟成各种政治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学生自身也高度政治化了。 5月4日下午，当蔡元培望着北大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朝天安门方向远去时，他的心情一定矛盾重重，但其中一种心情是幻灭——自1917年1月上任来，他一直努力经营的这个“研究学理的机关”在这一刻不再是一个学术的乌托邦了。在此，我们必须先区分他作为政府任命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作为“自由的个人”之间的不同角色：就个人而言，他肯定支持学生的和平游行，甚至也会像其他社会名流一样忙着拍电报表示声援，但作为国家以“高深学问研究”(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政府要求于北京大学的是为国家培植以期他日之用的高级人材)相托的“最高学府”的校长，他必须劝阻学生从事政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