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1-0079-20 2004年10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解密了一批中央情报局1948-1976年之间有关中国情报的分析和评估报告，并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听取各国冷战史专家对这批文件的评价。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深感这些对华情报评估档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重要性。会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把收集、整理美国对华情报评估档案作为一项重大课题，很快就收集了6000余件档案，并进行了分类整理①。 从形式上看，这些档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别。1.各类具体的情报或消息，大多是美国驻外使领馆或有关机构发回的电报或报告。2.定期或常规的情报综合分析，如国家情报评估(NIE)。3.情报机构受命撰写的专题报告，一般是针对一些重大事件或问题专门向白宫和总统提交的文件，如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本文介绍和分析的主要是后两类文件中有关中国情报的全面性、综合性评估和预测，共10余件。这些文件反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政策取向及发展趋势的阶段性认识和判断，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往往是在其他专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或升华而来，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阅读和研究这些文件时，应注意两个技术性前提。 第一，评估报告所依据的情报来源。通过2004年10月美国有关对华情报评估学术会议上对中情局官员的询问得知，他们的所谓“情报”，除了美国驻外各机构道听途说的消息外，主要来自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和电台广播(通过设在中国周边国家的监听站)，利用职业间谍或高空侦察等技术手段得到的资料不多。这个说法是可信的②。有研究表明，到1949年6月，中央情报局已经撤退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工作人员，如果需要则派遣特工人员潜往大陆搜集情报。到1956年，由于派遣工作屡遭失败，中情局便关闭了所有旨在对付中国的海外行动中心③。此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报分析官员证实，为避免落入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圈套，美国情报部门当时基本不接受、也不重视台湾情报机构收集的情报。因此可以认为，美国情报官员借以分析的情报资料及其结论，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评估报告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既然情报来源都是中国公开的资料，那么其中的统计数据自然就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情局的分析官员认为，“尽管这些数据常常由于没有独立资料而无法核实，但根据对目前可获得的独立资料和数据进行仔细核查和比较分析，可以说评估中的这些数据就是中共所掌握的基础经济数据，而且我们认为中共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夸大这些数据的必要”。但是，中国官方对数据没有进行故意修改，并不能证明这些数据本身就是准确的和真实的。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基层单位上报的原始数据“定义模糊”、“采集不足”，或者由于仓促上报、“计划成果汇报的压力以及为了支持某种政见”而采用了“不完整或选择性的数据”。④特别是1958-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数据，其可靠程度更要大打折扣。虽然评估报告的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数据可供参考，也只能抱着“怀疑”的态度，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 下面分总体评估、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五个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重点在于：第一，突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点，特别是那些过去中国学者在分析问题时往往不太注意的地方。第二，突出美国情报分析部门和官员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看看与中国学者研究问题时的做法有何不同。第三，突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对各种情报所做评估及发展趋势所做判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从而考察从朝鲜战争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十年之间，美国在整体上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有没有变化，有哪些变化。最后，对于人们一般比较关注的问题——美国情报官员的这些分析和预测是否正确、是否准确，自然也会给以适当评判。不过，本文把判断这些报告的结论正确或准确与否的关注点放在两个方面：中国总体及各方面的实际发展趋势；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真实情况。也有两个方面基本不去涉及。其一，所有评估报告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进行分析的，其理念、概念、观点、逻辑乃至用语都属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些，读者在阅读和分析文件时自应注意，而无需在这里一一进行说明或纠正。其二，在预测中国未来经济或军事实力变化前景时，如上所述，这些评估报告依据的都是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鉴于这些统计数字的缺陷自然会影响到评估的准确性，而目前很多方面(尤其是军事、科技)的统计数据中国官方尚未公布，故很难对那些具体预测指标的准确与否进行评判。 一 关于总体评估 对于朝鲜战争后中国发展趋势的总体评估，美中央情报局首先着眼于判断中共领导人的目标和理想。 1954年6月的报告认定：“中国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基础、在东亚和南亚占据统治地位的苏联模式的国家。”为此，“他们将继续逐步扩大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削减和抑制私营企业，并建立大型合作式和集体式农庄。他们仍将最优先考虑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共政权也将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作为执行其外交政策的实力基础”。⑤ 1956年1月的报告认为，“中共政权决心把农业占主导的经济转变成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国家”，“在东亚消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和势力，取得控制权”，“对台湾和其他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属于中国的地方建立起控制”，并“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获得认可”。中国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