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1-0064-14 一、前言 中医在近代的转型可谓跌跌撞撞、筚路蓝缕。当此千头万绪之时，如何找到一个可供分析的线索？和广州中山大学的桑兵教授聊到这个问题时，他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清季民初，变化即进化的观念逐渐流行，并影响后来研究者的思维。同时，也出现了反弹，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本位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① “国医”一词，带有一种中医在当时的文化多样性与各种综合价值的集合体，相当值得加以分析。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注意，例如早期Croizier偏重文化的解读②，魏嘉宏则透过从中医团体之抗争与国民政府确立法案的过程，来梳理中医的“国医化”历程③，雷祥麟则补充中医团体致力于获得国家所赋予的权力，最终逃过了被废的命运之观点④。其他还有不少著作谈到“国医”这段历史，都给予吾人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⑤。基本上，“国医”一词本身就牵涉到中医的改革，它促使我们去思考民国以后中医之发展，在科学与西化的历程中，中医改变了些什么。另外，医学不但是学理上的争论，更是国家、社会与群体必须重视的大事。故焦易堂(1880-1950)指出：“医药问题，不单是医药之本身的问题。医药的对象是民众的疾病，所以他亦是全国的社会问题，希望全国民众更给予深切的注意。”⑥故本文也将着重分析国医在新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为何必须转变的因素。当国医进行一连串的努力与改良时，是否能藉由这些历程以及针对国医改革这件事之正、反两方的言论来相互比较，检讨“国医”概念形成过程中，中医转型的得失成败呢？这些集中在1926至1936年的中国医界变革，真的是可行的改革方向吗？本文希望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与解释。 二、国医建构之初——国学与国粹形象 自唐宗海(1851-1897)率先提出“中西医汇通”后，中医界就从未表现出全然排拒西医的本位思想，像张锡纯(1860-1933)更以中西医药并用著称⑦。尽管中西医在“文明”、“思维”、“种族”、“身体”等论述上有不同之处⑧，在1929年废中医风潮以前，仍有不少学者主张汇通中西医；不过，随着“中西不同”的比较渐渐多起来，原来建构在自身传统文化上之国粹内的医学，也渐渐开始画出界线，和西医慢慢地进行切割。根据李经纬的研究，1930年后医界思潮主要以“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保存中医”最为盛行，言“汇通”者已不多见。汇通主要还是见于清末至1920年这段期间⑨。由此可知，1920年代之后是关键的年代，开门见山地说，这个时期可说是中医“转向内在”、思考自身学术定位之概念兴起的时刻。 追索“国医”概念之成形，不能忽略早期与“国粹论”之结合。李经纬已指出，清末民初医界就已有“国粹保存论”⑩，当时氛围是将中国传统的学术都视为国粹，而医学也归纳在内。至1914年张识孙在《中医救亡刍言》中指出：“中西医学之优劣，判若天渊，昭然若揭，于是谋改良者有人，谋会通者有人，兴医报立医会者又有人，惶惶汲汲，不可终日。要其宗旨，不外保存国粹，提倡宗风。”(11)此时不管是“谋改良”还是“谋会通”，这些人基本的心态与动机都在保存国粹，而且不排拒学习西医(西学)。这时“国医”一词连用并没有出现，但中国医学和国粹概念的结合，显然可以视为“国医”成形的初期雏形；这时学习西医的方向虽已被提出，但口号多于实际。 探索医者思想或医学之发展，不能忽略当时的文化思潮。五四运动展开后，旧文化、旧思想被贴上落后的标签，中医与“国粹”、“国故”连结的形象，在这个时候开始成为箭靶子。像胡适(1891-1962)说：“西洋人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也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12)鲁迅(1881-1936)更要根本地将国粹连根刨起，他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13)此等“割去”与“废除”之字眼，已无任何“中西折衷”的余地存在。 大体经过这样的刺激后，原本中医与国粹观念的结合形象，开始渐渐与西学画出明确界线，中医界也对西医的防卫心更加强烈。约在20年代中后期，“国医”论述从早期单纯的、可以中西兼容并包的概念中缓缓脱出，新的“国医”一词，于焉出现。例如张赞臣(1904-1993)提到“国医的责任”，就是要“保存国脉”，不受外力欺负(14)。或是指出：“少数留日等回国西医受帝国主义之熏陶，不能体察国民医药上之需要。又不知斟酌国人之体格而有所变通。”(15)可视为此转向之显例。这时以国家与民族的界线来划分中西医的想法，可能和孙中山的死至蒋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几个事件，所造成的国内政治气氛相关(16)。以孙之民族、民生主义作为号召，来唤醒中国民众，是1925年后中国政治的一个特殊现象(17)；至于蒋以孙的继承人自居，使得三民主义与孙的思想迅速成为国民党为主导的政府所奉行的中心思想。“国医”即紧紧地抓住民族主义这一要目加以发挥，例如王一仁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医药》，痛陈中国受到侵略，民族意志消沉，而今日则有中医受西医之政治、经济压迫，必须“恢复民族自信之精神”，确实重视中医发展，如是齐头并进，则三民主义完成之日，也就是中医蒸蒸日上之时(18)。祝味菊(1884-1951)则言：“社会信仰中医的理由，实在是中山先生说的，中国有一种极好道德是爱和平，中医治法和平，愈病的成绩又不亚于西医。”(19)这也是“国医”抓住国家思想方略的一种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