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1-0126-09 抗战时期①，国民政府社会部官员张永懋曾对“劳工”概念作如下解释：“所谓‘劳工’，系指被雇用从事生产有经济价值的物品或担任劳务并领受工资之人。”[1]253社会部另一位官员谢征孚则阐述了国民政府所谋的劳工福利：“借工厂法、矿场法限制劳动年龄、工作时间及工资给付等；以劳工制度预防并救济劳工之疾病、伤害、失业与老年之贫穷等；以团体协约法及劳动契约法保障其工作权”；“改善他们的生活，如组设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合作社，改良农业或手工业技艺，办理农工补习教育、卫生、体育、娱乐、食堂、宿舍、家庭住宅、子弟学校、托儿所及职业介绍所等”[1]4。那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劳工福利问题上到底有哪些认识和作为呢？我们对此该如何评价呢？ 一 国民政府对战时劳工福利的认识 国民党及其政府自称历来非常重视劳工福利问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1943年曾宣称：“吾国政府基于本党社会政策，对于劳工福利之推行，向极重视”。“自社会部改隶后，因职责所在，对于劳工福利之推进更趋积极，在立法与行政上，均竭其最大之努力”[2]32-33。为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劳工福利“更趋积极”并“竭其最大之努力”？原因在于劳工福利与抗战有着紧密的关系。 首先，改善劳工福利，能够调和劳资矛盾，避免工人斗争，既能巩固国民党统治，又能为抗战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1938年4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声明：“抗战期间，同仇敌忾，阶级斗争更不容许其发生。”[3]471“避免”阶级斗争是国民党巩固其统治的必然内容。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阐述了政府劳工福利政策的本质：“一方面本民族重于个人，国家高于阶级，全体先于个体之旨，使全国劳工发挥效能，完成民族革命；一方面则主张阶级协调，鼓励劳资合作，弭阶级斗争于无形，其寓意之深远，与眼光之宏大，洵非其它国家所能及。”[2]229因此，通过改善劳工福利来避免工人阶级的斗争，巩固国民党统治，是国民政府劳工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国民党必须正视工人阶级对其统治的影响，原因是工人阶级队伍愈来愈强大。据统计，至抗战后期，扣除军工工人，国统区至少有30—40万产业工人，另外还有110—120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和其他非工厂工人[4]253，254。面对如此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国民党如果处理不好与之的关系，工人阶级就必然起来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会对抗战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对此，国民党认识到：“我国现正走入工业化途径，劳工数目日渐增多，劳工之意识日渐增强，倘对其福利不特加注意，使劳资关系保持协调，则将来恐难免重蹈欧美之覆辙……招致社会之重大不安。”[1]253在国民政府看来，改善劳工福利，“可以敦睦劳资间之情感，因劳资之协调，而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1]255。换言之，改善劳工福利，不仅能够为抗战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能巩固国民党政权。 其次，改善劳工福利，能够增加生产，适应战时大量物资生产和消耗的需要。 一方面，增加生产需要大量的工人，改善福利、适当保护劳动力是增加生产的前提。特别是随着大量企业的内迁以及大后方工业的迅猛发展，技术员工严重不足，出现了“常有高价挖雇技术员工或任意开工停工情事”[5]111。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改善劳工福利，就不足以挽留技术工人。此外，在抗战中后期，随着物价的上涨，“员工福利问题，已成为一迫切的社会问题。其原因，乃由于物价不断的上涨，一般依靠薪工为活的员工，生活大都艰苦困难、动荡不安，以致影响到工作效率，抗战情绪”[6]。随着抗战时期物价上涨，劳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也使改善劳工福利变得更为迫切。通过在物质上改善劳工福利，可以在精神上坚定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 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劳动力效能，必须改善劳工福利。1942年10月，立法院院长孙科在第一次全国社会行政会上对此曾直言：“我们征工应注意工人的福利，使得他们有所鼓励，心悦诚服替国家作工。”[7]180当时的舆论也认为改善福利与生产效率有直接关系。《新华日报》载文分析，“除了工时而外，工人生活待遇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生产率的高下”；《社会服务周报》第11期第3页也载文认为，“要完成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便应该注意到提高劳工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技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便要先从办理劳工福利着手”[8]。社会部的官员同样认识到：“如欲提高生产效率，则增进职工福利，实为首应采取之步骤。”[1]254 第三，改善劳工福利，能够适应战时特殊环境与条件的需要。 受日机不断空袭的影响，工人的安全、工作时间、工资给付、空袭损害救济等赔付问题相应出现。因此，国民政府必须应对这些抗战前不曾出现的问题，适时制订出《空袭时间工厂停工复工及核给工资暂行办法》、《工厂矿场工人遭受空袭损害暂行办法》等战时劳工福利规定。换言之，针对新情况，“以工厂法关于工人津贴及抚恤之各项规定，现多不适用，故亦力求改善，以期保障工厂工人之合法利益”[8]417。 由于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劳工福利措施也必须发生相应变化。如随着抗战的深入，到1942年，国家物资紧缺，“后方各地粮物价格，渐趋上涨，一般劳工食用所需，日形昂贵”[8]417。此种情况要求制定针对物价上涨的劳工福利政策。因此，社会部为减轻一般劳工负担，并稳定工资力价起见，“经于三十年十二月咨请各省市政府，就工人众多之区，合办劳工食堂，以应需要。又及渝市及云南个旧等地，工人麇集，贫苦工人，大多居无定所，工人居住问题之解决，实不容缓；亦经于三十年十二月，分别咨请重庆市及云南省政府，酌量筹办劳工新村，或劳工宿舍，以便工人居住”[8]417-418。战争引起的情况变化，使国民政府的劳工福利政策不能不作相应调整，此一时期的劳工福利政策因而显现出临时性、救急性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