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学报》主持人语：如何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其间某些年份、某些事件和某些人物所蕴含之历史意义自不能忽视。这些年份、事件和人物有“大”有“小”，然我们不能以“大”压“小”，亦不能偏“小”而略“大”。本期民国研究专栏发表三篇文章，欧阳军喜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为读者展示了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严海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大学区风潮论析》，提供了现代中国语境中教育独立所面临的内外困境的范本；陈廷湘、李德婉的《留欧学人李思纯及其〈金陵日记〉》，则以鲜活的资料叙述了时局动荡中的文人生活。三篇文章所涉主题、事件与人物，或有“大”有“小”，然都是过往历史研究有所忽略，然而又对后人理解这段历史有所助益者。历史是丰富而多面相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以及经此所得之结论亦是多元多样的，循此，我们或可得到更接近于历史真相的结论。“民国研究”专栏在《南京大学学报》已开办有年，值此新年伊始之际，我们衷心感谢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并对本专栏和民国史学科未来的发展更寄期待。 新文化运动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甚至是多歧性的运动，国民党曾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力量。学界通常认为，国民党自五四运动之后，积极支持并参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又推动并最终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①这种看法最早可能始于胡适，②后来为大多数学者所沿用并发挥。不过胡适当年的文章是在特定语境(人权讨论)下发表的，并非严格的学术研究。有关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仍是有待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国民党自五四运动之后加入了新文化运动，但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始终是有限度的，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向，这种独特的内容和方向又导致国民党在新文化运动仍处于“极盛时代”时突然转向，再度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之中，并逐渐转向反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从总体上看，国民党与主流新文化运动有离有合，有同有异，国民党的改组与新文化运动无关。由于国民党主要是通过《星期评论》和《建设》来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因此下文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两个刊物展开。 “新文化运动”一词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③国民党之加入新文化运动也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其主要标志就是《星期评论》和《建设》创刊。 《星期评论》创刊于1919年6月8日，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编辑，每周日出版，随《民国日报》派送，也对外出售。翌年6月6日停刊，共出53期，并分别在1919年10月10日、1920年元旦和5月1日发行过“双十节纪念号”、“新年纪念号”及“劳动纪念号”增刊。该刊设有评论、世界大势、主张、思潮、创作、研究资料、纪事、诗、小说、随便谈、短评等栏目，格式和体裁类似《每周评论》。文章大多出自戴季陶及沈玄庐之手。重要作者还有孙棣三、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沈仲九、李汉俊、刘大白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等也有文章在该刊发表。尽管其作者并非全是国民党员，但该刊是公认的国民党的重要言论阵地。该刊的宗旨是“对于哲学、文艺、社会、政治的自由批判”，④其目的是要探究世界的大势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沈玄庐在发刊词中写道：“现在世界的大势，怎么样了？世界的思潮又怎么样了？我的国家，处于现在世界的大势，该怎么样？处于现在世界的思潮，又该怎么样？我就不能不用着我们的思想来创作星期评论。”⑤ 按照星期评论社同人的说法，《星期评论》是在1919年5月中旬发起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党人敏锐地意识到，这次运动与从前的运动绝不一样，它有许多的“进步”，有许多“深刻的意思”，有许多“彻底的觉悟”。⑥基于这种认识，五四运动发生后，国民党就迅速表示了对学生运动的支持。5月6日，《民国日报》完全站在学生的立场，以“专电”的形式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经过。自7日起到17日又连续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题报道运动的进展，对各地学生活动的消息也尽量予以登载。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物纷纷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对于社会上攻击学生运动的言论，国民党人也予以驳斥，为学生的爱国行为辩护。⑦ 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及工商界的联合行动，使国民党看到了民众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感受到了思想变革的巨大威力。戴季陶注意到，此次学生运动的发动点，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北京。他认为这种潮流发动地点的变动是“科学”战胜“迷信”的表现。⑧戴季陶还说，一个时代的革命，一定是以“革命的要求”作为前驱，革命的要求，常常是以“思想的革命”为表现，所以无论在哪一国，哪一个时代，一个大革命出现之先，一定有一个新旧思想战的时代。学潮的发生及移动，就是“新旧思想战”的必然经过。⑨朱执信也从学生运动中感受到了思想革新的重要性，明确表示此后“得全力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军事界。”⑩ 同样，学生运动对孙中山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意识到学生的奋起，是受了新思想的“鼓荡陶镕”，所以决定以“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11)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方向发生转变，他认定思想革命的势力高过一切，革命要想成功，非先从思想方面入手不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指派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12)1919年6月3日，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联名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星期评论》出版公告。公告说：“中国人渐渐的觉悟起来了，中国人渐渐知道从国家的组织，政治的内容，社会的里面，思想的根底上去打算了。但是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文明的究竟，是甚么样，应该怎么样，好像大家还不曾有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我们出版《星期评论》就是把我们所自信的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写了出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13) 在《星期评论》创刊后不久，孙中山又命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组织“建设社”，发行《建设》月刊。(14)1919年8月1日，《建设》正式创刊，1920年12月终刊，前后共出版13期。该刊设论说、纪事、杂录、通讯等栏目，宗旨是“从精神上物质上图国家及社会之改造。”(15)与《星期评论》一样，《建设》的作者也不以党派为限，(16)但无疑是当时国民党最重要的言论机关。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写道，《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