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德的身份，多数中共党史著作包括权威的著作都认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①，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德的身份受到了质疑，伍修权、师哲先后在回忆中认为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②。由于伍修权当过李德的翻译，师哲在1938年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因此一些学者把他们的回忆作为否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重要依据，并由此引发了史学界关于李德来华后的真实身份的争议。③目前，无论是坚持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学者，还是持相反观点的学者，所依据者多是回忆材料，档案材料很少，因而缺乏说服力。笔者认为，李德是一个与中国现代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弄清他的身份，有助于我们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笔者试根据俄罗斯近年来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对李德到华后的身份和任务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李德到中国时的身份 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曾说：“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④可见，李德自称他是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的。然而，李德在回忆中又说，他直至1932年秋才到上海，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远东局书记阿瑟·尤尔特(也翻译作埃韦特)接上关系。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问题，引起了研究者对李德身份的疑问：李德既然自称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为什么没有马上到上海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到？ 那么，李德在同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埃韦特接上关系前，到底是什么身份？对此，师哲的说法是：“李德是德国人，苏联的情报机关利用德日友好的关系，派李德这个德国人到我国东北去活动，搜集日本情报。但李德到东北后，形势很严峻，无法立足，他自己就跑到了上海去了。”⑤费侃如根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写的《佐尔格的一生》中有关李德的内容，认为“李德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搞情报工作的”⑥，到中国后曾执行过给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送巨款，以贿赂国民党政府官员营救被捕的鲁格(也译做鲁埃格)的任务⑦。显然，师哲、费侃如的说法都强调了李德到华后的身份是苏联情报人员。这也是目前一些学者否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依据。 笔者查到1932年12月初埃韦特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委员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其中说：“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他那个局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之下，财务方面也由我们管。”⑧埃韦特说的“邻居”和“他那个局”，俄罗斯方面在编辑档案资料时分别注明“指O.布劳恩”(李德的德国名字)和“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这一档案材料证明：李德不是如他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直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他到中国后在与埃韦特接上关系之前这段时间，确切的身份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人员，受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领导，还未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也称军事侦察局⑨，的确是情报部门。但这个材料同时又清楚地说明：李德不是像师哲所说的那样，因中国东北形势严峻，无法立足，而自己跑到上海去的。他是由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往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并开始接受远东局的领导。而且，李德一到远东局，埃韦特就报告了共产国际。显而易见，李德到远东局工作的事情，共产国际是清楚的。 二、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李德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人员，为什么会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研讨李德来华的身份和任务，必须要弄清这个问题。为此，必须先考察分析一下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同共产国际有什么关系？其在华人员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是什么关系？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在八七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已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又相继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鉴于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日渐重要，联共(布)、共产国际加强了在军事方面的指导，不仅向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而且还派出了军事顾问。同时，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承担了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情况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情况的任务，以供他们决策参考，如1927年9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召开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会议，讨论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前景问题，参加者有戈列夫、契赫伊泽、切尔尼科夫、瓦西里耶夫、捷斯连柯、泽涅克、斯卡洛夫、沃尔金等。他们多为大革命时期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又如1928年1月，越飞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约夫，转交了他在1927年12月4日给加拉罕的报告草稿和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1927年12月13日关于广东形势的评估。越飞在信中要求索洛维约夫将这两个文件看后转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⑩再如，1928年1月，别尔津作出《对中国目前形势的评价》的书面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农民运动，并提出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务是：向每个省委或者至少向每个主要省委和向中央各派一名同志去，以帮助中共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11)上述三份材料清楚地说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不仅仅是为苏联搜集中国的各种情报，而且还讨论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等状况，向共产国际决策层提出报告和建议。它对中国的工作性质和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8年3月22日，为了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选举别尔津为该委员会主席，并听取了别尔津起草的《关于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决议草案》。(12)这意味着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开始直接介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3月29日，在别尔津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的指示草案，并责成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此后，凡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的米夫，也都征求别尔津的意见。如4月6日米夫致布哈林的信中，在谈到准备采取支援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5条措施时，特意注明：“上述各条已与别尔津同志商妥。别尔津同志认为军事主管部门方面的第(1)、(2)、(4)、(5)条是可以实现的。”(13)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之际，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在为中国共产党起草各种决议案时，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别尔津、盖利斯、马马耶夫参加了军事决议案的起草。(14)由上可见，从1928年3月起，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一些主要成员，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主管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