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五作家被捕、牺牲不仅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件大事。左联五烈士的群体雕像已经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关于左联五烈士被捕、牺牲的背景和经过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现有的文学史教科书上所描述的左联五烈士事件存在失实与误导之处。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相关资料的不断解蔽，学界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整体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本文尝试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相关史料作一综述，通过确认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基本历史常识，厘清这一事件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思路，以便于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一、左联的“半政党”性质 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因此，考察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历史背景首先要确认左联的组织性质。历史地看，左联本质上不是一个纯文学团体，而是一个以文艺团体为表征的政党组织：“左联的成立是党领导文艺的结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尽管左联是文学家的组织，但从领导到每个成员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的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在那个时候，参加左联，就意味着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甚至就意味着参加党。”①左联的组织纪律表明：“毫无疑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执行新的路线以完成新的任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无疑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干部，是有一定而且一致的政治观点的行动斗争的团体；而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在左联内，不许有反纲领的行动，不许有不执行决议的行动，不许有小集团意识或倾向的存在，不许有超组织或怠工的行动。”② 茅盾、冯雪峰、周扬等人在回忆中对左联的政党性质作了明确说明。茅盾回忆说：“参加了两次全体会议后，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这个感觉，在我看到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以后，又得到了加强。”③冯雪峰是左联领导成员，他回忆说：“那时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我们自己，常常把左联当作了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应该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我们也把左联看作‘半政党’生质的团体。”④周扬在回忆左联的“关门主义”的时候指出：“我们自己也感到确实是有关门主义，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个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党是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这样搞起来，人家就怕了。”⑤ 萧三是左联时期驻苏联的代表，他在传达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解散左联的信中说：“因为左联内部工作的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⑥这里，解散左联的目的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严格的党性界限对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利的，所以萧三的信中对左联的党性持否定态度。但否定左联的党性只是建立统一战线的一种策略，并不是根本上否定左联的党性。实际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也认为左联是一个党的组织，解散左联就是解散党。据萧三回忆：他在1943年10月30日下午2点后去枣园晋谒毛主席，告之当初解散左联是王明的主张。毛主席听了他的汇报后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⑦ 左联不仅在组织上具有鲜明的政党形式，而且在行动上也直接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据夏衍回忆：“1930年4月底在一个旅馆里召开的一次‘左联’盟员大会……这个会表面上是为了检查‘左联’成立两个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筹备‘红五月’的行动，因为5月间有许多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五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五七、五九国耻日，五卅纪念日等等。所以在这一个月内就布置了几乎每周不断的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不管具体情况，规定凡是盟员都必须参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无谓损失，有许多同志被捕。”⑧1930年5月1日，左联发表纪念“五一”宣言，称：“今年的‘五一’更明显的是血光的‘五一’。一切的忍辱，一切的感情，一切的革命情绪，当然会在这天爆发的。我们不能幽禁于大会堂中作宗教的仪式，街头是我们的战场，口号替代我们的欢呼，我们以斗争来纪念‘五一’！”“罢工，罢课，罢岗，罢操举行‘五一’示威运动！”⑨郑伯奇回忆：“当时的政治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左联’既然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各项斗争。墙头写标语，街头大示威，‘左联’成员大都参加了，也有人当场被捕。1931年的‘五卅’大示威以后，大家觉得这种赤膊上阵的方式不一定妥当，才逐渐地把游行示威减少了，而采取通过各种报刊用笔来参加政治斗争的办法。”⑩魏金枝回忆：“‘左联’成立以后，接着就又有‘社联’、‘新联’、‘剧联’等等兄弟组织成立，而总的领导这些组织的机关，就叫做‘文总’……实际上‘文总’就由党直接领导。我还记得，那时游行和发传单的事情是常有的。有时分散去发传单，有时一面游行，一面散发。开头，常常有人被捕，后来就改为飞行集会。那就是先把人们分散在指定地点的四周，装作行人或顾客；一声令下，便集中起来，喊口号，发传单；等到巡捕赶来，则又装作行人或顾客而各自走散。”(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