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美苏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中各自利益的考虑，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既合作又斗争，但正是在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处时期，随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瓦解，欧洲冷战格局正在形成，马歇尔的调处未能阻止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国逐渐成为亚洲冷战的主战场。中国内战是以美苏矛盾加剧为背景展开的，中国内战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是冷战扩展到亚洲并随后发生多起局部战争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进程中，苏联对外政策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局势的走向，抑或说给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对于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西方和苏联学者起步较早，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①冷战结束后，由于大批苏联档案和部分中国档案的解密，西方、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新史料，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论著。②本文主要利用中、俄、美三国的档案文献，尤其是近年来解密的、国内学者尚未系统利用的俄罗斯外交文件集，如《俄中关系文件集(1946-1950)》第5卷和《苏美关系文件集(1945-1948)》，此外还参考了中苏关系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③试图重新探讨马歇尔调处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以往学界认为，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发生在1947年底到1948年初，但笔者根据对新解密苏联档案文献的研究，认为马歇尔调处与苏联政策的转变存在着内在联系。在马歇尔调处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支持国民党政府转变为有条件地支持中国革命。 战后初期东亚格局是建立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之上的，美苏关系体现确立重建地区性结构的两极原则。就远东地区而言，美苏对维护战后秩序具有一致的观念：首先，它们都要阻止日本东山再起；其次，它们力图维护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避免相互碰撞，为此双方都倾向于建立缓冲地带；再次，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准备支持蒋介石政府，条件是它要尊重苏联和美国的在华利益。苏联对中国东北和新疆感兴趣，美国则把中国视为未来地区秩序的基石，取代以前日本地位的民主国家。 蒋介石政府的确极为衰弱，尽管苏联和美国都对蒋氏政权感到不满，但它们别无选择。莫斯科和华盛顿一面在试图巩固蒋氏政权，一面在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在美苏看来，战后中国的走向不外乎有四种可能性：一是缓冲国，二是亲苏，三是亲美，四是民族主义的。苏联和美国最初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它们知道不可能把整个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特别关注巩固中央政府的地位，对苏联来说，重要的是控制与其接壤的中国边疆地区，在这样的利益结构下，双方有可能达成妥协。1946年1月，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范宣德在评价美苏在远东的关系时写道：“我们高兴地看到，俄国的观点与我们不难调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④苏联也认为，只有采取与美国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护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⑤ 尽管当时美苏还维持着战时的同盟关系，也表现出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意愿，但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美苏关系又存在着竞争性的一面。中国在东亚的中心位置使之成为地区结构的关键性因素。美国注重将中国变成对其友好的国家，这样就能使太平洋地区力量的重新组合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并使中国起到抵制苏联“扩张”的作用。当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西方殖民体系面临土崩瓦解之时，美国领导人希望中美友好能确保远东的安全与稳定。 苏联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它使新疆、蒙古和满洲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旅大地区建立遏制日本的战略基地，密切和满洲的经济联系以巩固其远东的经济基础，从而确保其边境地区的安全。同美国一样，苏联关心的也是对其友好的中国，但由于莫斯科奉行试图支配中国某些边远地区的政策，使它未必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苏联政府优先考虑发展与蒋介石的关系，中苏同盟条约缔结后，苏联在满洲势力范围的法律基础取决于蒋介石地位的稳固性。因此，安全因素导致了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后对同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合作感兴趣，而不是积极地支持中共。 苏联对华政策的另一个层面是它与中共的关系。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并不表明苏联一定要支持中共，维持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在华利益是其基本原则，苏联只有同美蒋合作才能确保在华利益，而不可能考虑支持中共的政策。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只有当别国的革命与苏联国家利益一致时，它才会给予鼓励和支持；当两者相抵触时，它就会予以阻止和反对。⑥何况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和分歧。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就告诫周恩来，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⑦在战争末期，苏联已明显表现出对中共的不信任态度，甚至缔结中苏条约这样重大的决定都没有事先通知中共。对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前景，笃信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也深感不安。⑧ 当时美国驻苏临时代办乔治·凯南也意识到中共的独立性并不符合苏联的意愿，他认为中共“是所有共产党中最成熟的，发展自己牌子的马克思主义和固有的传统”。按照他的观点，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未必会与中共合作，“假如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就不会允许意识形态的顾忌妨碍自己与中国‘反动派’达成协议……认为苏联寻求在满洲建立主要由延安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政权，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各种政治色彩的驯服的机会主义者比清一色的延安人员更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后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证明是强硬的”。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