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K71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1-0044-09 中国与加拿大为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所隔，且加拿大迟至1931年才获得完全的主权国家地位，①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加两国基本上只是维持民间性质的关系。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以及1939年二战的全面爆发，使得中加关系骤然剧变，两国成为对德日意法西斯共同作战的军事同盟。抗战期间，中加关系全面提升，取得重大突破。军事合作迅速启动，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着重探讨抗战期间中加军事合作关系形成的背景、过程、影响及特点，以便加深对这个时期中加关系的了解和认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多事之秋的20世纪30年代之时，中国和加拿大的处境可谓天壤之别。当加拿大仍在享受1918年之后的和平岁月时，中国已经被推入战火之中。日本为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强行成立由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国。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又蓄意制造卢沟桥事件，导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中国是唯一对法西斯国家进行抗战的国家。这个局面在1939年9月欧洲战事肇始后才发生变化，并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宣告结束。 中国在与日本的对抗中，一直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国民政府对形势的判断是基于外国在华的利益，外国政府有可能以某种形式进行干预，包括提供援助和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中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牵涉到众多国家的国际战争。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方面采取了依靠美英、联合苏联的政策方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是依靠美英等西方国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具体目标有两个：争取美英的援助；要求对日本实施禁运。1938年，罗斯福政府批准了商讨已久的对华贷款计划。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给中国提供2 5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随后也宣布给中国贷款550万英镑。与此同时，英美法政府还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表示坚守九国公约的原则，不承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1939年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宣布美日商约将在六个月后失效，迈出了走向禁运的重要一步。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经过长达数年的商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8月27日，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一亿中国元的军事物资。11月，苏联援华的第一批飞机运抵兰州。同年底，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装备20个师之用的重武器。1938年3月1日，中苏达成第一次贷款协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5 000万美元的贷款。不久，苏联又同意向中国提供两批贷款，总数高达2亿美元。更为可贵的是，苏联派遣空军志愿人员直接参战。1937年11月，第一批苏联空军人员到达兰州，很快就投入战斗。抗战期间，先后有2 000名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作战，其中2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生命。德国在中日战争初期保持中立，还欣然接受了调停的请求，由陶德曼大使出面居中调停。在中国军队中的约30名德国军事顾问仍在恪尽职守。甚至在1938年希特勒改组政府，放弃中立，明确宣布支持日本之后，德国仍然通过香港向中国输出军火，并提供巨额贷款。据1938年7月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统计，德国对华军火出口，在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在比例上、种类上均占据第一位”。② 加拿大此时并无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和困扰，因此对于德意日远在欧洲和亚洲的侵略扩张，加拿大政府的对策一是推行绥靖政策；二是采取一定的战备措施。为此，加政府推出“不介入”(No commitments)原则，即不介入国外的冲突和纠争。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加拿大对此的反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立场相同，认为“中国毕竟是一个遥远的、治理无方的国家；日本有其怨愤之处；战争的恐惧不可再轻易地挑起。”③当1935年意大利侵占埃塞阿比亚和1936年希特勒下令德军开进莱茵兰之时，加拿大总理麦坚齐·金的(Machenzie King)回应是：“我相信加拿大首先要承担的是对于国联和英联邦的义务，当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之时，我们要尽可能保持我国的统一。”很显然，加政府并不愿意卷入国外的任何冲突。 而且，加拿大政府还积极主动地推行绥靖政策。最主要的一个例证就是1937年6月麦坚齐·金与希特勒的会见。金在伦敦出席帝国会议期间，收到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普(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访德邀请。会议结束后，金便径直飞往德国首都柏林。6月29日，金与希特勒会见，两人交谈甚欢，原定半小时的会见延长到将近一个半小时。金对希特勒改善国内工人生活状况的努力表示赞赏。希特勒借机发挥一番。并“以最肯定和最强调的方式”告诉金：“就德国而言，绝不会有任何战争。”④金对此深信不疑，他在致英国领导人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承认这次会见给我的印象相当不错。正如我在会见过程中告诉希特勒元首的那样，他的表白令我心中如释重负，因为他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表达了他自己和他的同僚们绝不允许诉诸战争手段的决心。我强烈地感到他需要对付国内的重大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深刻忠诚和真心爱国之人。⑤ 因此，绥靖政策是贯穿加拿大30年代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正如格莱兹布鲁克所总结的那样： 从日本开始占领满洲起，中间经过德国和意大利成功地破坏了已经确立的秩序，一直到捷克斯洛伐克遭蹂躏，加拿大作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和关心于防止国际混乱状态的一个国家，面对着一连串的挑战。它的反应和其他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像这些民主国家一样，加拿大不愿考虑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或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太严会加速这种压力可能引起的冲突。⑥ 同时，加拿大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战备措施。30年代初，加拿大国防部的年度总开支仅为1 400万加元，军队几乎完全不具备作战能力。全军没有一门高射炮、没有一辆坦克；空军只有25架已经过时的飞机，但没有一架轰炸机；而海军也只有两艘可用的鱼雷驱逐舰和一艘老掉牙的扫雷艇；全国没有军火工业，没有能够制造步枪、机关枪或火炮的设备。⑦加政府在重整军备方面的第一个举措是成立“加拿大国防委员会”(Canadian Defence Committee)，其成员包括：总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第二个举措是推出重整军备的方案。1936年9月，联合参谋委员会(Joint Staff Committee)提出了一项重整军备特别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内支出约2亿加元，其中第一年的支出额为6 500万加元。第三是增加军费开支。加政府将当时的每年约2 300万加元的军费增加到1937-1938年度的约3 300万加元和1938-1939年度的3 500万加元。因此到二战爆发时，加拿大军队的情况已有所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