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除了各学科各领域继续循着学术发展的轨道开拓和深入之外，也有一些值得特别注意之处：一是对区域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出现了与地理学、文学相交叉的研究成果；二是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又有新拓展，自由职业者群体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三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探讨有所深入。 一、史学理论 2007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仍是对反唯物史观倾向的批评。朱佳木指出，唯物史观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其表现是：第一，公开反对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如有人提出要代之以“唯人史观”、“选择史观”；或否定支撑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如专挑反共的历史哲学家、史学家的著作翻译出版；宣扬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第三，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如贬损和诽谤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和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讽刺和咒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第四，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如提出要“淡化革命”、“告别革命”，用所谓“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解构”和重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否认中国古代存在封建地主经济，质疑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诬蔑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被中国接受是“历史的反动和误会”，妖魔化历代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丑化和歪曲我们党和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和历史事件，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描绘为“血腥的历史”，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与此同时，百般美化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乃至为早有定论的汉奸卖国贼翻案。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留恋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① 张海鹏就上海高中历史教科书修订所反映的历史观问题发表意见说：该教科书编者表示，修订是为了“呈现一个有关中国过去更和谐的形象”。这样的指导思想显然不是唯物史观，编出来的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不能因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就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塑造成为一个“和谐的形象”。既然历史上的中国都是和谐的，还要革命干什么？还要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干什么？还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全力来建设和谐社会干什么？这样的历史观，必然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他还对电视片《大国崛起》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提出批评，指出该片总策划的所谓指导思想是：第一，让中国公众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即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第二，让公众理解西方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所体现的“妥协”，及其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第三，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西方文明确定的，就叫做现代化。第四，引领大众来看西方的历史，这些国家历史里面包含着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第五，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传统、政治惯性，就是社会转型时只有绝对冲突的、崩溃和再建的一种模式，从来没有说是通过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的。这五点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② 高翔批评了最近几十年来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论调，指出：有人认为人类社会“是多种形态并存”；有人认为这一理论“既无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依据，也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相适应，是一个伪科学的命题”；有人苛责、曲解1980年代以前的社会形态研究是用逻辑剪裁历史，而不是逻辑与历史一致，并企图代之以所谓的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等分期体系。作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虽由苏共较早概括，但绝不能证明它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而是对这一认识的科学总结。将这一理论完全归结于斯大林，甚至刻意区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③ 在学科理论探讨方面，有两个领域值得注意。一是有关区域史学科的探讨。徐国利认为，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区域史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它是将某一特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或是将社会诸要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二是将它视为以某区域或地方史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将它等同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其中有些观点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性乃至错误。正确的学科界定应该是：区域史是以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为研究对象，并揭示其历史发展系统性、独特性的史学分支学科。上述的第一种界定比较合理。④杨念群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历史学研究中所提出和采用的“复线”、复原历史过程、“现代化叙事”等方法，基本上都是在回应西方中国学的论题，也是中国改革目标日益转向现代化而在人文领域内产生的一个后果，似乎没有针对自身的问题形成独立的设问方式和知识诠释的品格。“地方史”研究的兴起，虽有西方人类学方法的影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这就是“本土人做本土研究”的取向，或称之为“在地化”研究的取向，它能够帮助中国史学摆脱过多受西方概念化理论的支配，有可能为“地方史”研究带来突破。但同时也难免会造成“在地化”经验的局限性。⑤ 二是关于文化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冯尔康以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为中心反思了文化观和方法论，认为应该运用历史长过程的动态考查法，将事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其变化，了解其在不同时代对社会的正负面作用及其演变，说明其社会性和社会价值。⑥黄兴涛探讨了“话语”分析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认为它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凸显了思想与社会紧密融合的向度；强化了研究者对于语言本身的敏感；促进人们将思想文化事件与历史书写相结合进行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但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⑦周兵讨论了西方史学的新文化史走向，认为这个潮流经历了《新文化史》(1989年)和《超越文化转向》(1999年)两部理论文集所代表的两个历史阶段。这个过程带动了历史学的三个转向：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⑧张荣华检讨了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问题，认为它已经成为研究上下层文化关系较通行的基本概念。目前有三个问题亟待澄清，如何把握大小传统的区分和界限，辨识小传统的本真性，以及注意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⑨吴苇莉通过描述欧洲中世纪地图所展现的欧洲本位主义情绪和欧洲人的等级制世界地理观念，阐明古代中国的世界地理观念也是一个等级序列，但近代以来的劣势地位使我们经常忽视了历史上其他文明所创造的等级制世界地理体系，忽视了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普遍性与顽固性。这是文化交流中值得反思的内容。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