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25；K825.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6-0024-06 晏阳初(1890-1990)的百年人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汇所孕育出来的一朵奇葩。他不无传奇色彩的生命历程，是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民主与科学观念有机融合的结晶，是通过平民教育事业而奏响的中国现代性的交响曲。本文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纳入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中，分析、发掘和评价其相关思想中的合理性资源，以深化我们对于中国的后发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自身特征的认识和思考。 晏阳初走上历史舞台，正值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内政外交跌宕起伏的民族危亡时刻，挽国难狂澜于既倒，解民生困厄于倒悬，成为他终生矢志不渝的追求。由他创立并为之奋斗终身的平民教育，是以中国传统之“仁”和西方基督之“爱”为基本价值关怀，以贫苦大众的基本文化素养和现代公民意识为教育目的，以西方民主和科学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教育救国运动。这一运动大约经历了发轫阶段(1918-1919)、城市平民识字教育阶段(1920-1925)、乡村建设阶段(1926-1937)、抗战及抗战以后阶段(1937-1949)和海外发展阶段(1950年以后)等5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乡村建设阶段，晏阳初将平民教育具体化为“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体现为农民身上的愚、穷、弱、私这样四种病态的人格状况[1]247，主张以“四大教育”攻克之，即以培养知识力的“文艺教育”攻愚，以培养生产力的“生计教育”攻穷，以培养强健力的“卫生教育”攻弱，以培养团结力的“公民教育”攻私[1]175，强调四大教育是“整体救治、可行的建设计划”，应当通过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的“三大方式”来具体实行之[1]257，259。晏阳初为寻求通过现代文化素养和公民教育，使不发达民族国家的平民大众自强不息以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途径，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晏阳初99岁寿辰贺辞中指出：“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2]804 晏阳初创立并终生实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旨在通过提高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现代性素质，培养其相应的观念和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最终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教育过程。贯穿这一过程的就是上述“四大教育”及其“三大方式”。其间突出了两个相辅相成的教育目标：一是以识字为基础或起始点的科学文化素养和能力的培养，二是以民主自治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中，这两个目标的相互交织，构成了平民教育过程发展的基本动力，由此可以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看作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的民族——政治理念得以普及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1922年撰写的《平民教育新运动》一文中，晏阳初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古训，强调指出：“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识文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本’既不固，‘邦’又何宁呢？”[1]31在这段话中，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政府必须接受国民的监督；二是国民要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自己的权益，必须要有起码的文化知识。以救国难、纾民困为宗旨的平民教育，在这里找到了它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以识字教育为起点，而以公民教育为正鹄”[1]64，识字教育是它的起始，公民素质教育是它的最终目的：“在共和国家人人都有做公民的资格，人人都有受公民教育的权利。我们要大多数民众都能施行公民的权利，就得给他们一种公民教育。可是人若不先识字，连名字都不会写，那么关于种种公民活动，如怎样选举，怎样参与政治，是万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今日的‘平民’如果真要实施公民教育，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必须从识字教育着手。”，[1]64围绕着这一起点，瞄准着最终目标，晏阳初做了大量的工作。笔者认为，其中这样几项工作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1.编纂教材。教材为施教之根本，编纂出一套适合平民教育对象需要的识字课本，一开始就是晏阳初关注的焦点。1918年在法国实行华工教育时，晏阳初就强调要以“工人的需要和心理为依据”编写课本，在教学实践中边实验边改良[1]32，以求教材与施教对象的需求相契合，这一点遂成为平民教育课本编写的传统。根据中国平民大众的现实生存条件，晏阳初总结出推行识字教育有三难：一是中国文字艰深而形成的“文难”，二是平民忙于生计而无暇读书的“忙难”，三是因贫穷而无钱买书的“穷难”，因此必须以“最合经济原则”亦即“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金钱，设施最不可少的教育”作为编写方针[1]86-87，达到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最常用的文字这一教学目标。从1918年在法国尚呈雏形的600个左右汉字的识字课本开始，到1920年代中期编写成一套1000个汉字的“平民千字课教材”，晏阳初为教材的编纂殚精竭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开现代中国扫盲教育之先河。至1926年，由于这套四册本教材令人瞩目的实效性，已在全国销售达300余万套[1]70。可以说，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对于20世纪上半叶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及国民意识的觉醒，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