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陈垣的交游世界

——以基督宗教界为中心

作 者:
刘贤 

作者简介:
刘贤,博士、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本文以《陈垣来往书信集》为主要分析对象,将陈垣民国时期的交游网络分成政界人士、教育和学术界人士、思辨社、同乡圈、弟子圈、基督宗教界等;然后从时间脉络看陈垣在民国时期与基督宗教界的交游,分析陈垣在不同时期与基督新教、天主教的亲疏关系,以及这种交游在整个交游网络中的地位,尝试探讨其中变化的原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4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6-0062-15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人际网络中,他既是自己网络的中心,又是别人网络上的一点。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与相关人士交往的时间、交流的内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是深层了解人物的重要途径。个人信函因其原始性、即时性成为研究人际网络最好的资料之一。

      以《陈垣来往书信集》为例,该书收录了陈垣书信千余封,时间跨越1917年至1964年共47年,即从陈垣37岁至84岁之间,往来者达200多人,既有学界朋友、师生,也有政界同事、上司等,有好友、家人,也有素昧平生者,还包括出版社、图书馆等机构。以陈垣在近代史学界的地位看,书信集在学术史方面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若从中国基督教史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书信集也是考察陈垣与民国基督教界交游网络、与基督教关系的绝佳窗口。或者重视不够,或者由于对某些相关人士的基督教背景不甚明了,就目前来看,这一题目似乎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和分析的潜力。

      如果把陈垣的人际网络比作一个个以他为中心的圆圈,那么他与基督教界的来往只是其中的一个圈。圈与圈之间或游离,或相切也或有部分重合。圆圈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大小、有无之分,也有重要性的变化。本文将尝试从时间脉络看陈垣在民国时期与基督宗教界的交游,分析陈垣在不同时期与基督新教、天主教的亲疏关系,以及在整个交游网络中的地位,尝试探讨其中变化的原因。

      《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陈垣书信一千多通,从来源上看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来自陈垣的“有意保存”。陈垣保存信札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将一个人(或相关的几个人)的来信用一张白纸夹在中间,其中既有学者名流例如高闾仙等,也包括求教青年如方豪等;第二种是与他的遗稿放在一起,一般是对方提供材料或讨论问题的来信;第三种是特意录副保存的他认为特别重要的讨论学术的来信。陈垣先生去世后,这些书信虽几经搬迁,但是大部完好,从而也保存了陈垣书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第二部分来自陈垣嫡孙陈智超的发现和收集。其中包括陈智超发现的陈垣遗物中幸存的信稿,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例如背面写有其他内容而保留下来;其他则由各方收集而来,主要是陈垣致他人信。尽管这些去信,在他一生所写的大量信件中,可能不到百分之一,①但却是陈垣书信的必要补充。由此可见,《陈垣来往书信集》虽然不是陈垣书信的全部,却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书信集》中信函数量居首位者是广东学者汪宗衍。陈垣与他有多重关系:一为同乡,都是广东人。二为世交:陈垣在广州时曾受到汪父汪兆鏞激赏,因而视后者为“天南知己”②;陈垣与汪宗衍五兄汪希文是同学,都是广州光华医学院第一期毕业生;陈垣与汪宗衍长兄汪祖泽同岁,同居北京,“往还甚契”③——陈垣与汪家五人均有书信来往,除汪宗衍外,还包括汪兆鏞、汪祖泽、汪希文和汪兆铭,陈每次暑期回乡省亲时,还往往到汪家问候起居④。三为学友,尽管陈垣长汪宗衍一辈,但是二人的论学自1933年至陈垣去世前一年(1969年),长久不断。书信集所收录者既包括陈垣的存件,也包括汪宗衍编写的《陈援庵论学手简》部分,还有汪宗衍寄来的其余部分,收录非常齐全。在36年时间里,二人往来书信达189封,平均每年5.25封,频率相当高。

      按照往来信函数量排列,在汪宗衍之后有陈乐素、尹炎武、傅增湘、岑仲勉、方豪、沈兼士、谭祖任、邵瑞彭、陈寅恪、松崎鹤雄、胡适、张星烺、余嘉锡、容肇祖、傅斯年、包赉、张宗祥、朱师辙、叶恭绰、徐宗泽、柴德庚等,与陈垣往来信件都超过10封。⑤由此可见民国时期陈垣交游比较广泛,他的交游圈子主要有:

      第一、政界人士圈。始于1913年陈垣到北京任众议院议员,该圈在书信集中出现者,有梁士诒⑥、叶恭绰⑦、戴传贤(即戴季陶)、汪兆铭(即汪精卫)等。在陈垣从政阶段(1913-1922),陈与前二人曾密切往来。1935年陈向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赠书⑧——可见陈垣并未将自己隔绝于政治圈之外⑨。当然在1922年之后,政治圈已不是陈垣交游的重点。

      第二、教育界、学术界人士圈。从1921年陈垣任教育部次长起,随着他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1922年)以及受聘燕京大学讲师(1923年)以后,逐渐结识了傅增湘⑩、沈兼士(11)、胡适等著名学者,与之或有公务往来,或论学往还。他们与陈垣的来往书信也相对较多,书信集收录与傅增湘信45封、沈兼士信25封,与胡适信17封。随后,又结识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并与之切磋学术,书信集收录与王国维信3封,与陈寅恪信19封,与傅斯年信14封。

      第三、思辨社圈子。思辨社由歙县吴承仕于1922年创建,始称“思误社”,以校订古书为宗旨,最初加入者有程严震、洪汝闿、孙人和、邵瑞彭、朱师辙、尹炎武、杨树达等共8人,两周集会一次。后来陆续入社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駧、绍章、徐鸿宝等。(12)思误社后改称“思辨社”。据1962年尹炎武致陈垣信,又有余嘉锡、黄节、伦明、孟森、闵保之、谭祖任、张尔田等加入(13)。思辨社成员中,伦、孟、闵、孙长于考证,二邵、张、洪均词家,谭祖任擅金石鉴赏,加上黄节之诗、陈世宜之词,他们“高斋促膝,娓娓雅谭,风月聊园”(按:聊园指谭祖任居所),既有觞咏佳馔之美,亦有版本搜奇之乐,离京后的尹炎武在来信中多次表达过对思辨社的怀念:“左揽绩溪之奇,右瞰藏园之秘珍”、“高谈娱心,横议华筵,抵掌快意,此情此景,寐寐不忘”。(14)想必陈垣对此也有同感。思辨社成员中多位成为陈垣之故交,从《书信集》看,有书信往来者有尹炎武(83封)、谭祖任(24封)、邵瑞彭(20封)、余嘉锡(16封)、朱师辙(12封)、杨树达(8封)、孟森(5封)、张尔田(2封)、伦明(1封)。尹炎武是最典型的例子,书信集收二人往来书信83封,记录了他们长达四十多年的问学切磋和谈心述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