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家祀孔典礼，因时局动荡而大起大落，十分引人注目。北京国民政府操演的“武装祭孔”，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猛烈声讨中虽未终结，但也沦为“军绅政权”关门谢客并自我陶醉的仪式表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5年间，由于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体制内外的精英们在祀孔存废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国家祀孔典礼一直处于废止状态。到1934年8月27日，这一典礼才重新登台上演。 在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手操办下，连年举行的国家祀孔典礼成为当时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共同焦点。它不仅关系着“固有文化”与“固有道德”对于抗战建国的时代价值，而且关系着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党治”体制及其权力运作的历史命运。翻检这一动态的历史场景，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党国”政治方略及其技术的智慧与命运。当前学界对抗战时期这一典型政治仪式的研究尚属薄弱，②本文拟从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的角度考量抗战时期的国家祀孔典礼。 一、国家祀孔典礼恢复的前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国家祀孔典礼聚讼甚多，备受关注。1928年4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了废止学校祀孔的通令。未料这一纸通令却在海内外的华人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大加赞赏，奔走相告，反对者痛哭哀号，不惜以身殉道。支持者与反对者两大阵营的对垒表明，尽管“经学时代”已经终结，但宗法气息熏染了两千余年的社会文化土壤不可能随着政权鼎革而骤然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固有文化”与“固有道德”对于维系后“经学时代”的民国社会仍具有一定的过渡性价值。 学校祀孔废止不久，国家祀孔却重新兴起。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决议，将传统的祀孔典礼改为“孔子诞辰纪念会”，“大成殿”三字改成“孔子庙”，每年阳历8月27日举行纪念典礼。南京国民政府在“孔子诞辰纪念会”的名义下重兴国家祀孔典礼，貌似延续了一项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迎合了反对废止学校祀孔的强烈呼声，但其实际意图却是标榜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塑造后孙中山时代的“党国”新权威。 在熟谙传统“礼治”之道的国民党实权派看来，应当充分利用和掌控传统的政治仪式和文化符号以标榜其统治的正当性，以获取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也就是说，国民党想要证明自己是中国“治统”的合法继承者，想要建立一套“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脉相承的“道统”序列，就有必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制高点，将孔子抬上国家的最高祭坛，通过国家祀孔的文化网络，将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中。 对试图垄断政治话语权以凸显其权威地位的蒋介石而言，国家祀孔典礼无疑是一件儒学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的仪式工具。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第三党、改组派等抗蒋派系纷纷重新诠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抢夺政治话语权，以谋取实际的政治权力。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技高一筹，他沿袭“戴季陶主义”儒学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的理论方略，为三民主义补充了“伦理建设”的理论部分，即弘扬儒家“四维”、“八德”的伦理道德观念，实践其所谓的“力行哲学”。由此，蒋氏将其政治思想观念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塑造成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与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应当说，从儒化三民主义开始，到攫取“党国”最高权力结束，这是蒋介石的一套完整的政治谋略。不过，要实现这一套政治谋略，仅仅依靠纸上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具有神圣性与象征性的政治仪式。说到底，在民国乱世做政治文章，离不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也离不了上演政治仪式的戏台子。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最大受益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政治仪式的塑造力量，也熟练掌握了政治仪式的操控技术。因此，将国家祀孔典礼改造成儒学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的仪式工具，是蒋介石按套路出牌的拿手好戏。 只是从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国家祀孔典礼的政治策略尚难以实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蒋介石在此期间急切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路线，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所有的异己力量，一时无暇分身；二是宋庆龄、胡汉民等人对蒋介石、戴季陶儒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的行径痛加批判，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否定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国家祀孔典礼。 1934年春，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患”初平之际，开始着手实施国家祀孔典礼的政治策略。不过，这次他们改用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段，宣称必须发扬孔子的“攘夷复仇”精神，唤起民族的自信与自尊，才能抗击日寇入侵。国民党大员陈立夫发起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倡导孔孟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要“把固有的文明从根救起，以恢复民族的自信”。③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孔子人格与现代精神》一文中呼吁：“吾人能时时以孔子攘夷复仇之大义自勉，则任何强敌外患加我以侵陵，吾民族必能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奋志毕力以共复国仇，此实民族精神之神髓……中华民族欲求生息于大地之上者，必在以孔子攘夷复仇之大义旦旦申儆，父诏其子，兄诫其弟，夫勉其妇，长诰其幼，以发扬此民族之正气也。”④经过一番舆论造势，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将符号化的孔子重构成恢复民族自信、激励民族抗战的精神旗帜，从而为恢复国家祀孔典礼准备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