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6-0057-10 新中国建立后，除个别人物外，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大多留在了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学术界感兴趣的主要是冯友兰、贺麟、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人的新儒学思想，而对他们1949年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关注不够，至今尚未有这方面的专论发表。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对自己过去的新理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进行了认真的自我反省，先后写出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1]、《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2]、《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3]等一些自我批判文章和《四十年的回顾》[4]一书。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他对自己以前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反省和否定，同时明确表示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先后出版了两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本《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以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等书，用冯友兰自己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的话说，这些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成的[5]。 另一位现代新儒家的重镇贺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放弃了现代新儒家的学术立场，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晚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岱年在《我所认识的贺麟先生》一文中写道：“五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哲学家，如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汤用彤先生和贺麟先生，都站到唯物主义一边，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重新考虑学术上的种种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6] 一些学者尤其是海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冯友兰、贺麟之所以放弃他们原来的学术思想而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迫于外在的压力，同时也说明他们的人格有问题，在外力的压迫下没有坚持住起码的道德底线，采取了“迎合当局”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于此种观点，笔者很难认同。 冯友兰、贺麟学术思想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中国建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并由此放弃了原来的学术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冯友兰为例。1951年6月30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底奇绩》一文，写道新中国成立虽然还不到两年，但做了很多大事：“在朝鲜我们的志愿军打败了自命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者底号称最精锐的部队。西藏回到了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几百万人治淮，从根本上解决多少年来的水灾旱灾问题。在中国过去历史上，与此相类的事，只要有一件，就算‘丰功伟烈’‘惊天动地’的了。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一件与此相类的事，就会弄到‘民不聊生’。可是我们现在呢？各种的大事同时进行，而公私事业，又是一天一天地繁荣；人民的生活，也是一天一天地提高”。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应用马克思主义底真理于中国社会，那就是，照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社会底规律，解决中国底问题”取得的胜利。[7]1953年6月12日，他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百年来梦想底实现》一文，写道：“1838年林则徐担任了广东禁烟抗英的任务。当时著名的作家龚自珍送他一篇文章，希望他在两年之内，打退英国的侵略，‘使中国十八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可是与他的希望相反，从那个时候起，人民一直在国外国内敌人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压迫下过日子，物力越来越空虚，人民的生活越来越不安定。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了中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仅只三四年的时间，创造了奇绩……实现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梦想”。[7](p.455)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想的实现，对于像冯友兰这样经历过晚清和民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来说，引起的思想震撼是可想而知的。这正如冯友兰的女儿钟璞在谈及父亲思想的变化时所讲的那样：“除了客观形势使然，也有自觉成分。这个自觉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国。他有着对祖国对中国文化的深沉广博的爱。这种爱不是对哪个时代、哪个政权，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的生存空间，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种感情，如同遗传因子传下来，成为血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屡曾丧权辱国，已经到了国不成国民不成民的地步。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吼怎能不让人割舍一切”！[8] 除上述原因外，促使冯友兰、贺麟学术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参加建国初期的土改对他们思想的影响。1950年初，冯友兰和他夫人参加了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尽管时间不长(一个半月左右)，但用他自己的话讲，“在我的一生中，是很有意义的”。[7](p.403)它不仅使冯友兰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受两千多年封建的土地制度压迫的农民，经过土改，在经济上解放了。解放了以后，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对于农业生产的束缚也解除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也提高了”，[7](p.415)而且也使冯友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初步的理解：“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我了解了一个哲学名词：‘具体的共相’。这个名词是海格尔哲学系统中的一个名词，表示辩证法中的一个要义，照我向来的习惯看，这一个名词是自相矛盾的。是共相就不可能是具体，是具体就不可能是共相。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分。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况都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我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7](pp.407～408)所以，不久之后他在《〈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一文中写道：他以前不承认自己的新理学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但经过土改的实践发现，自己的新理学确实是“唯心论底一种”。他又说：他以前的哲学思想“不合于辩证唯物论的根本之点，在于辩证唯物论底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对立底统一”，而他以前的“哲学思想底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统一底对立”[7](pp.925,929)。后来在他所写的一些自我批判的文章中，又多次提到参加土改对他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是促使自己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贺麟参加的是陕西的土改。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参加土改引起的思想变化：参加土改运动的实践，使自己开始认识到过去总认为唯物论只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物质现象、而不能深入事物本质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土改的实践证明：“愈是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深入事物和社会的底层，并深入参加实际的斗争，便愈能了解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典型”。参加土改使他认识到的另一个错误，是自己原来认为唯物论有些骛外，只注重改造外在世界，改造物质环境，而不向内用力以求自我改造和思想改造。但当自己发现马列主义者最注重宣传、教育和学习，把搞通思想改造思想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后，又以为唯物论者一方面重改造思想一方面又重改造世界，不是自相矛盾就是陷于二元论，或者表面是唯物论而骨子里是唯心论。然而在这次土改工作中，自己发现“唯物论乃是注重由反映事实掌握情况以搞通思想，向群众学习，通过群众的智慧来搞通自己的思想或耐心地有步骤有层次地搞通群众的思想，并通过社会的实践与斗争以搞通思想，也就是在改造世界的斗争过程中以改造个人和群众的思想。反之，离开事实，离开社会实践与斗争，离开群众，而只是从书本以搞通或改造个人的思想，并过分夸大个人思想的力量，就是唯心论”。[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