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和中苏(俄)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关于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这样一个基础性问题，中苏(俄)学界长期以来没有弄清楚。这既有共产国际组织机构本身的繁杂性和多变性的原因，也有档案资料严重缺乏的原因。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等单位联合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①大型档案文件集陆续出版，首次披露了相关资料。本文主要以这部文件集公布的档案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同时参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И.Н.索特尼科娃教授2004年撰写的《负责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1920-1931)》一文②和其他相关资料，试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宣布共产国际的成立。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来华。其后，共产国际正式设立指导中国革命的下属机构，即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和1921年初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这两个机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екретариат коминтерна)(上海，1920.5-1920.8) 共产国际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各种组织机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性质和组织原则陆续建立起来的。其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休会期间的领导机关。共产国际成立时，由于条件不成熟，没有选举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初期的全部活动，实际上是由俄共(布)代表负责主持。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国际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的规定选出了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1920年5月，为在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直接进行活动，“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该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书记处全会选出三人临时执行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中国科的工作任务是：进行党的建设、工会建设，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出版工作等。 1920年9月1日，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东亚书记处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在组织共产主义组织方面，中国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党组织打下了基础，“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在学生运动方面，整个中国被学生组织网覆盖，共有学生组织193个。在宣传工作方面，出版中心有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主要出版莫斯科原版书籍的中文、朝文和日文版，已出版了《俄国共产党纲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等书籍，还进行了报道活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还汇报说：他于1920年7月4日和几名助手来到北京，并于7月5日至7日，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③。 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共产国际汇报前的8月，也就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前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即自行解散。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ДВСК-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секретариат ИККИ)(伊尔库茨克，1921.1-1922.2)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不受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干预，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设立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基础上，成立“机动的和临时性的机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④，东方民族处遂被取消。 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九条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应在各国设立专门的或其他辅助性的机构，此类机构完全隶属于执行委员会。”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便是此类机构，其任务为：第一，向共产国际汇报远东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状况及性质，向这些国家的工人和革命组织介绍共产国际的方针任务。第二，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寻找建立阶级组织的最佳形式和进行革命斗争的有效方法。⑥ 远东书记处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一样，下设地区科，还成立了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其主要领导成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副代表明斯克尔、责任书记维经斯基和鲍得里茨基等。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或更确切地说，根据舒米亚茨基同志的安排”，利金作为“在华工作全权代表”被派往中国。关于联络问题，据利金讲，按照远东书记处的方案，建立联系要集中在一个特别的联络站。但这仅仅是方案，而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远东书记处指派的联络员，由于种种情况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结果联络站的全部工作被简化为把电报译成密码和有时到电报局去发密电。实际上，同俄国的联系是通过全俄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维尔德进行的，同朝鲜和中国的联系是由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负责的，同日本的联系在利金在华期间中断了⑦。 远东书记处在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远东书记处在远东国家开展这些工作完全依靠当地的人力和组织，而在那里根本没有建立相应的执行机构。”远东书记处存在的一年中，对中国工作的最大成果是：“将中国各个分散的共产主义组织组合成统一的共产党，以及建立了大量同从前落后的行会组织不同的中国无产阶级(新型工人阶级)的工会。”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