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及其在重庆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孝容,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重庆 400020)

原文出处:
重庆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更是理论家,他提出的通过改造乡村、复兴文化进而改造社会政治体制的乡村建设理念得到乡建派各家一致推许,影响到全国各地,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最早的乡村建设实验发端于梁漱溟的学生,之后在重庆创办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及实验区也主要由梁的学生仿照他在山东的做法进行,并聘请梁漱溟作顾问。此外,卢作孚嘉陵江三峡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皆与梁漱溟不无关联。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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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以救国强国、探讨中国现代化路径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度十分盛行,重庆亦堪称乡村建设热土。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乡村建设先驱皆曾长期在重庆活动,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均有贡献。我国目前面临的仍是他们当年着手解决的问题,即从根本上提升农民文化教育水准和自我管理能力、加强农民生活福祉、推进乡村现代化,从乡村着手统筹城乡、令全社会协调发展。乡村建设运动留下的丰厚遗产使重庆大为受益。在此,尝试梳理一下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在重庆的影响,以资借鉴。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的提出

      早在1926年,梁漱溟就决心走乡治救国之路,1928年在广州连续作“乡治十讲”并起草《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1],其乡村建设思想日渐成熟。1929年到河南创办村治学院,写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2],任教务长,主讲村治理论,接编《村治月刊》。1930年村治学院结束,梁漱溟为筹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撰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3],首次以较为通俗的“乡村建设”代替“乡治”。1931年梁漱溟即赴山东邹平,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他办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设乡村书店,出版《乡村建设》杂志,制订《乡学村学须知》[4],兴办乡农学校,把行政系统转化成教育机构,使教育力量与行政力量合一。因其在乡村建设工作中的卓越贡献和突出影响力,1933年,全国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举行,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被公推为主席团成员。会议交流了乡村建设工作经验,提出要加强乡建工作的联络与合作,因而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会”,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乡村建设遂成为全国乡村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5]之后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讲演结集为《乡村建设大意》[6]、《乡村建设理论》[7]出版,系统阐述了其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既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更是理论家,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正是他在1930年正式提出乡村建设口号并进行理论探讨,指明了乡村建设方向,构建出一个“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8],他主持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山东邹平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前往学习参观,其通过改造乡村、复兴文化进而改造社会政治体制的理念得到乡建派各家一致推许。梁漱溟认为:

      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9]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原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社会又以乡村为本,文化也多半从乡村而来,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而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人自己的维新革命民族自救,都直接间接地在破坏乡村。鉴于此,国人起而自救或救济,才有积极建设乡村的要求。乡村建设就是开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主要方式为建立政治、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各种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因此乡村建设并非只是建设乡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10]、复兴中国社会。

      为了做到这一点,第一要重视教育,以乡村建设为普遍的乡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要创造新文化,当然就离不开乡村教育,必须借助乡村教育来推动社会发展。比如用村学乡学来组织乡村,做教育工夫引生乡村自力,靠乡村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改进社会。也就是以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教育,反过来乡村教育又积极影响和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第二要重视合作,认为乡村建设中最重要的两点是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其中农民自觉是乡村组织建立的思想基础。而乡村教育又处于特殊的地位,以乡村教育带动科技进步、合作组织、金融流通等,把乡村教育与整个中国农业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三要重视以教育为推动力的乡村民主政治,即乡村自治。实现乡村自治的机关是“乡农学校”,这是政教合一的村学乡学组织,既是管理乡村的行政机关,又是推行乡村文化建设的教育机构。第四要重视理想人格的塑造,即所谓精神的陶炼。以教育求理性的发展,培养兼具集体精神和民主精神的新式农民。

      二、带动并促成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及其实验区的创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很早就对重庆发生着影响。大约在1928年,杨励坚接受梁漱溟乡村建设(时称乡治)理论,在巴县南泉办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为推进乡村工作培植具一定理论基础、愿为农村服务的人才。1932年,梁漱溟的学生,曾跟随他在山东、广东等地办学的王平叔回渝后,在南泉师范的基础上创办了巴县乡村建设实验区,自任区长,全面推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办法。而在这之前的1931年,梁漱溟的学生钟伯良、张俶知、赖钧伯、江东之等人,在涪陵北岩创建乡村师范学校,根据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培训师资、开办实习农场、民众教育馆、消费合作社、实验小学等等事业,开创了乡村建设新局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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