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30(2008)06—0123—08 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在殖民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对新疆的关注程度日益加深，有关新疆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从而掀起了西方人到新疆考察的高潮。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研究已经成为西方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学者指出，步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西方国家的新疆研究濒于末路。甚至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除了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外，很少有西方人将研究目光对准新疆②。 然而笔者认为，进入民国以后，外国学者并没有放弃对新疆的关注，没有停止对新疆的考察，西方国家也没有减缓对新疆的侵略步伐。相反，当时英国侵略西藏，俄(苏)长期以来侵占并分割中国北部边疆，特别是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使中国又陷入新的边疆危机之中。而这时的新疆正处于英、俄(苏)、日等列强的争夺当中，他们的势力此消彼长，使新疆始终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因此，随着英、俄(苏)、日在新疆争夺的日益激烈，阿富汗、土耳其、法、德、美等国对新疆事务的觊觎和染指，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新疆的考察和研究；欧美各著名的研究机构、博物馆和收藏家的需求促使西方文物市场再次繁荣，“丝绸之路热”、中亚考古探险和攫获文物持续升温，这也刺激了许多考古学者、探险家来新疆进行探险、考察；西方中国学尤其是新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外国公司在新疆拓展市场的需求③，亦使得不少学者在政府、学术机构或企业的资助下，来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就笔者所知，对金树仁时期到新疆探险、旅游、传教、工作的外国人，或者从他人著述中了解到新疆的外国人是如何描述新疆的这一问题，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及论述。下面就这一时期外国人对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作一简单的概述和分析，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 金树仁主新时期，聚集在新疆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商人、职业情报贩子、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学者和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这个边远省份感到兴趣的人物。其中探险家、旅行家、学者扮演了这一阶段新疆考察行动的主要角色，他们向其服务的机构提供有关新疆的发展史、政治、军事、地理、民族、宗教、交通、贸易、文化、气候等各个方面的参考资料。当时，来新疆考察的中外学术团体及个人就有五起之多④，如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法学术考察团、斯坦因考古队、美国苔利摩等五人以私人身份到新疆探险以及英国陆军中校司蒂华特到新疆探险。这些学术团体及个人的考察活动，有的是外国单方资助的，有的则为中外联合主办。因为金树仁认为其动机和行为十分可疑，所以总是设法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因而，这些考察团及个人原拟在新疆的活动计划，都由于金树仁的限制而没有全部实现。然而，正是这些考察活动，不少参与其中的外国人的沿途记录(日记、游记、实地采访)和他们回国后撰写的回忆录，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外国人眼中的新疆⑤。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外国学者非常关注对新疆的专门研究，他们或到新疆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或参考国内外学者的著作、论文，甚至查阅相关的档案、文件，写下了不少关于新疆的论文。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他们对当时新疆政治、社会的一些听闻和看法。当时国内学者将他们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于报刊上，这成为我们了解外国人心目中新疆的另一个重要窗口⑥。 首先映入这些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眼帘的是新疆美丽的自然风光——山脉、河流、湖泊、植被、动物等，透过这些他们看到了新疆气候地理地质特征及自然环境的变迁 贝格曼在书中是这样描绘新疆的野生动物的：“(距玉素甫艾力克河)仅500米远我看见一群神态怡然的野驴，它们悠闲地吃着青草。甚至发现我之后仍然显得十分安静，竖着耳朵，一动不动。只是在我设法走近时，这些骄傲的‘绅士’们才以极其优雅的姿势跑开了。你能十分清晰地听到蹄子踩在沙滩砾石上的‘嘚嘚’声和溅起水花的声音……后来只留下四只羚羊伴着野驴，却缺乏戒心，它们认为没必要逃走。”“几个小深蓝色湖泊坐落在库姆塔格脚下，与寒冷、黄色的周围环境以及沙丘形成鲜明对照，红褐色岩石从中浮现出来。终于我们又重见太阳。披着浅粉红色外衣的玛扎塔格山，从玛拉巴什(今巴楚县——笔者注)开始延伸，深紫色的阴影紧紧相随。”这就是特林克勒眼中色彩绚丽的新疆。 关于塔里木河下游河流改道的事实，斯文·赫定曾在书中再三提到——“我的前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们的考察团最先发现了塔里木河下游河流的这次大的变化，并绘制出新河道地图。这条漂忽不定的河流，如今又回到了2000年前的故道之中，回到了那条连接中国与罗马帝国东部前哨的著名商道——丝绸之路的身旁。”⑦对于新疆地理地质的变化，特林克勒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他还对南疆地区春夏之际循环发生沙暴天气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哈士纶和贝格曼均发现新疆部分地区沙漠化现象非常严重，这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所记录，贝格曼甚至准备向新疆当局进谏，反映这种现象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是他们观察的重点方面 无论是探险家还是学者，他们都异常关注在新疆发生的“七七政变”，有人甚至对政变的主谋进行猜测——斯文·赫定认为：“虽然不能否认，杀害杨增新符合樊耀南的个人利益，但是据我对樊、金各自性情的了解，我更倾向于金树仁是这次事件的真正凶手。” 新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离心倾向，这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时来疆的外国人亦有所察觉，巴敦指出：“新疆在表面上，仍然属于中国，而实际上则与中国其余各部分显然分离，成了独立的状态。”密勒氏、拉铁摩尔等亦持相同的观点。斯文·赫定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在新疆当局的眼里显然形同虚设。”佛奈明甚至认为：“迪化(今乌鲁木齐——笔者注)省当局，差不多是他们(苏联——笔者注)的傀儡，由他们代理人之活动，已经掌握了新疆五分之四的土地的完全政治统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