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

原文出处:
中国图书评论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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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开始分册出版。在“文稿”系列中,此前已有2005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49—1952年部分)和至1998年出齐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比较起来,从“刘文稿”起,选稿量和注释量大增,以注释扩展公布档案甚至补正已公开发表文献的探索意识明显,到“周文稿”则蔚为大观。因此,这种把历史对象化的学术取向并致力于研究型文献编纂的努力,受到了好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著述量膨胀但新知匮乏、喜高谈阔论却思想贫困的低水平重复,有识之士诟病不断;然而,“垃圾学术”、“泡沫学者”之所以流行,除了“学术”从业者的名利实用主义追求外,作为知识生产原料的档案供给短缺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文稿”、“刘文稿”所作的文献编纂探索,将在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支持的同时鼓舞着士气。

      一、早期的党史文献编纂与党内路线斗争

      古代中国政治由武功而占天命,无须动员民众,也无须神权以外的政治合法性说明。但近代以后的救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民族国家重建,它需要人民战争动员,革命的精神前提和思想动力来自“秀才”(知识分子)以世俗理性的意识形态(富强国家与民主政治)为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提供说明。同样的政治学原理也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即革命的发生、发展需要革命知识分子论证新意识形态的思想正统性与实践合理性。因此,为革命提供合法性说明的中国历史研究和为新政治合法性提供说明的革命历史研究成为建设民族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关键环节,革命学术的历史研究和革命历史的学术研究决定着新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之形成,历史研究获得了政治地位而成为历史政治学。

      早期的中共党史文献编纂运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政治学自觉中展开的,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政治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领导革命,导致国共合作大革命的失败和以左倾冒险政策“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挫折,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苏维埃根据地向“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之民主共和“更名改制”,使中共获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①(122页) 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而共产国际、斯大林又派来曾经以执行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造成灭顶之灾的王明来“帮助”中共落实“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自身奋斗的命运,开始尝试在思想和组织两方面重建党内政治。

      王明于1937年11月底抵达延安,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求拥护和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由于王明的“钦差大臣”角色,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没有正面抵制。为了准备召开党的七大,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筹备委员会。

      但王明所持的共产国际指示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独立自主主张是对立的,而且已经不仅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政治路线对立,更是对共产国际是否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对立。毛泽东严肃反省苏维埃时期在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下盲目暴动、冒险进攻而失败的教训,明察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心有着苏联的利益立场。他指出:丢失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不是真正的帮助;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②(234页) 因此,与王明的路线斗争是不可回避的。而1938年7月底,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回到延安,并在9月政治局会议上传达。③(190—196页) 接着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倡导独立自主的政治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和全党“注重战争,学习军事”的实际能力原则。④(534、540、545页)

      王明受到批评,但并没有改变立场。1940年3月他重印了写于1931年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统治党中央时期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这是他当年为表明自己是真正“国际路线”代表和纯正“布尔塞维克”的著作,又名《两条路线的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①(45页) 于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编纂运动开始了。

      编辑《六大以来》的前期工作本来是为七大准备党史文献材料,由任弼时负责,进展很不顺利。后改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秘书处承担,成效显著。30年代毛泽东在苏区,对于上海中共中央的活动不很了解;通过审核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他发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央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一系列指示流毒全党,形成了一条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路线。如果王明仍然保持着路线斗争的意识,不清算过去的错误路线,党的七大就不可能成功。为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以提高路线觉悟,统一认识。他建议中央把他正在审核的党史文献汇编成册,作为学习和研究的材料;经中央同意后,《六大以来》于1941年底正式印制,在中央各大机关和高级干部中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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