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0－0096－05 在以广州为发源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中，陶希圣曾接近左翼，后来更是弃笔从戎，成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据一些书籍记载，陶希圣这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贤庆、陈贤杰主编《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的“陶希圣”词条下，有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脱党一说。[1] 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中也有类似记载：“陶希圣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大学教授，1927年脱离中国共产党。”[2](P1327) 此外，李克义在《沈雁冰与黄埔军校》一文中也提到，“沈雁冰受武汉分校筹备人之一、共产党员包惠僧委托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物色了陶希圣、吴文祺、樊仲云等三名共产党员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并在陶、吴、樊三人协助下，经过两个星期的招生工作，从一千左右投考者当中录取了男女学生两百多名”，[3](P144) 等等。 陶希圣是中国现代史上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充当要角。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在3年内销了8版，影响甚大，被唐德刚誉为“开创学派的社会史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陶希圣弃学从政，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逐渐成为国民党核心权力之要角。他因公布日汪密约和代书《中国之命运》而名噪一时，是国民党中常委、立法委员，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等要职。如果陶希圣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说明陶与中国共产党有段不同寻常的关系。澄清这段史实，有助理解陶希圣早年的心路历程。 一、1924年陶希圣有无入党可能 上面引文有两处提及陶希圣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第三年，组织形式仍属于秘密状态，人数尚少。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召开时，党员总数只有420人，大都是职业革命者，他们往往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献身精神。如果陶希圣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首要条件是他本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提出入党申请，并有一群志同道合者。 1923年12月底，陶希圣因看不惯学校闹学潮引发的派系争斗，辞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一职，从安庆返回湖北家乡黄冈仓埠镇。1924年上半年，陶希圣为维持生计在仓埠镇和武昌之间奔忙，他和亲友计划经营一家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但告失败。正当陶希圣消沉时，忽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书，陶不假思索匆忙乘船赶往上海，此时已是7月。在5天的水路中，陶希圣不胜感慨：“我在本乡是青年绅士，游武昌是世家公子，至上海是‘人海茫茫’中之一个求职雇工。”离开故乡的陶希圣不到25岁，说不上有什么远大政治抱负。在上海，陶希圣先后投宿三地，最初寄居北大同学韩觉民家。陶说：“韩觉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似乎跨着共产党。他与恽代英共同参加建设杂志的编辑部。……恽代英时常到韩家来，每次只在骑楼的窗口之下，低声对韩觉民说一番话就走，从来不坐下，亦不与希圣接谈”，“我的床位与桌位在骑楼这一头，自然听不见，也不愿去听”。如果陶希圣这年加入共产党，恽代英不必刻意与陶疏远，陶希圣也不至于“疑虑到韩觉民也与共产党有关系”，[4](P65) 而对他们的交谈产生避开心理。不久，陶希圣就借口以“往返不便，迁居宝山路宝兴里傅东华寓所的三楼”。[5] 浙沪战事发生后，陶为安全计搬入公共租界五马路一家报关行楼上的小房栖身。 这段时间，陶希圣自称过着“每天上工放工的雇工生活，无善足陈”。为积攒家用，陶希圣勤奋工作，编校了6本书，曾下苦功研究法学与民俗学，撰写《丧服之本则与变则》论文发表，还利用晚间加班，“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夜工，得到稿费一百元”。有了这笔钱，陶希圣便“斗胆回乡，决心搬家眷到上海”。[4](P66) 经过一番周折，陶终于将妻子儿女带到上海安顿下来，陶希圣深有感触地说：“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漂泊之人，只有努力向前撞。”[4](P66) 此时已是1925年初。 在经济上，陶希圣也无能力关心一个要缴纳党费的组织。当时党的经费严重不足。1924年9月陈独秀说过：“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6](P529) 按照党的规定，凡在社会上兼职的共产党员，必须要把其中一部分薪水拿来交党费。当时陶希圣的家境十分清贫，一家四口只靠陶的微薄薪水，“每月收入平均是七十元。其中一半，送给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偿还书账。剩下的半数为家庭生活的用途。白米一石不过八元，每日菜钱可以省了再省，最感困难的是柴价太贵。冰如（陶太太——引者注）受了两三个月的生活的磨练，学会了只用一根柴，便可烧好一餐饭。”[5] 如果没有政治信仰的支撑，陶希圣是没有余力顾及一个仍处于秘密状态的政治组织的。 直至1925年5月前，陶希圣除了为养家糊口奔忙外，全部兴趣和精力均放在他的学术天地。[5] 陶勤勉治学，由此总结出心得：“我深信治学要由博返约，好学深思，我深信做学问要虚心，留心，用心”，“仿佛行路，目的地是在远处，决不半路停留，必须全心全意全力向前进，不到达目的地不止。”[4](P70) 从陶希圣的思想倾向和主要活动来看，1924年，看不出他有加入共产党的动机，陶没有什么党朋交往，甚至他本人对社会政治也不大关心。事实上，也从没发现陶提出入党申请的历史文献。 二、沈雁冰是否介绍陶希圣入党 身在书斋的陶希圣开始“对一般社会与政治情况，渐次留心”，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五卅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促进民族觉醒与个人觉醒的两大政治事件之一，对陶希圣的思想和生活都有重大影响。枪杀顾正红惨案发生后，陶希圣援引英国普通法，评论英国巡捕枪击群众之非法。文章刊出后，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英国领事甚至要指控陶希圣有辱大英帝国尊严，上海学生联合会则立即聘请陶希圣为他们的法律顾问。这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公理报》上，沈雁冰恰好是该报编辑，沈雁冰还是陶希圣的商务印书馆同事，两人之前相识并有往来。从1925年10月至次年4月，沈雁冰还担任中国共产党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李克义一文曾提及陶希圣和沈雁冰的特殊关系，这不由引起猜测，莫非沈雁冰介绍陶希圣入党？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各自参加的社团，并从中分析他们的政治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