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8）10－0046－07 王明具有国际背景，几乎人所皆知。但关于王明的国际背景，目前的材料中存在着互相矛盾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红人”，深得信任，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与中央许多领导人对此颇有忌讳；另一种说法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1941年10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王稼祥关于共产国际的批评，是打退王明向毛泽东挑战的决定性因素。另外，王明一直炫耀自己的国际背景，凭此心有所恃，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相抗衡。那么，王明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究竟如何？他在他们那里有多大的影响力？斯大林、共产国际是如何看待王明的？应该如何评价王明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正确认识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尚待探讨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依据新近出版的有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及有关资料，就此探讨，设想大体上澄清该问题。 一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为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随后又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许多论著把王明的跃升归结为米夫的赏识，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米夫的亲信，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甚至是一手策划和操纵下，王明得以平步青云，进入党的领导核心。这似嫌简单。因为王明上台时，米夫仅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派出机构——远东局的负责人，而撤免、任命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件大事，两者之间事权悬殊；并且，共产国际有一套十分严密的决策体系和组织程序，一些决策包括任命领导人员需要经过许多层次和关节，甚至如王明、康生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就是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研究决定的。所以像更换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类的重大事项，绝非如米夫这样一个派出机构领导人所能决定的。事实上，王明上台是共产国际许多领导人的意见。因此，从现象上说，王明上台有米夫大量活动的影子，但根本之点不在米夫。说米夫安排或任命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担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党的领导人，颇不周全。 另外，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绩突出，既迅速、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又把马列主义理论背得滚瓜烂熟；同时积极靠拢学校组织，服从领导，活跃于学校的各个方面，在米夫等学校领导和老师眼里是“好学生”；虽然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参加了中共六大和米夫出使中国的翻译工作，给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留下了影响，但是，这样一些“好学生”的影响和工作的经历，只是为王明后来的活动（如他与米夫的经常性的联系，互通信息）和上台打下一定的基础，并不足以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把他推上中共中央的高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王明1929年春回国后，并没有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而是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主办的《劳动》三日刊当编辑等。他与米夫的关系、他此前活动留下的影响没有显示作用，起码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对他使用情况的干预。 毫无疑问，王明上台具有明显的共产国际的背景，而这种国际背景作用的凸显，与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出现和克服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0年6月开始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革命，同时严重地冒犯了共产国际。他违抗共产国际的领导，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主张挑起国际战争并把苏联卷入战争。这引发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极大不满，因此提升了对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说“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1](P351)。 瞿秋白、周恩来衔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但他们根据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和处理都比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三次“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来）[2](P335)，这同样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非常不满。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党的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3](P26)。于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2](P543)。 这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原有主要领导人的否定，为王明上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作“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新的力量”，主要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这个时期，王明有一系列给米夫的告状信，把他与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间的冲突，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告诉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使之在共产国际加分很多。所谓王明的国际背景由此建立，其原与米夫的密切关系的作用因此凸显出来。 许多论著都认为王明与向忠发、李立三等的公开冲突是在7月9日讨论贯彻6月11日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讨论会上①，但实际比这要早。 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他的遭遇：“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向忠发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②“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说：“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共产国际路线——引者注）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指党组织——引者注）”他同时对米夫写道：“中央办事处（中共中央——引者注）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2](P209－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