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音乐与政治可谓相伴而行，不弃不离，尤其在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特殊阶段诸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民族国家的构建等过程中，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尤为凸显。因此，它是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社会关系现象，也是一个饶有兴趣和令人深思的问题。对中国而言，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在1931—1945年的14年中同样展现和凸显了它的多姿多彩，并且，二者的交集点，是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内涵的民族主义的建构、张扬与喧嚣，而各种音乐形式中对民族主义建构和喧嚣最好、也最为有力的形式就是歌曲。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血与火搏杀的14年，也是全民族掀起音乐狂飙、放声歌唱的14年。本文拟以民族主义为视角，以抗战歌曲为中心，探讨抗战时期中国音乐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一 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往往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音乐时代 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大体可分常态和非常态两种状态，常态即政治发展的正常时期，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制度框架下政治生活正常稳定运行的一般状态；非常态也即政治发展的非常时期，则是指政治生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急剧变化或变革的状态，诸如革命、战争、政治运动、动乱等等。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同其他文化和艺术形式相比，音乐更能满足政治的需要，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也就更显密不可分。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一般就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非常时期，由于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弥漫着民族主义情绪，需要大规模的甚至是全民族的政治动员、政治整合，这一时期便成了音乐大显身手、高歌猛进的时代，即一个歌唱和聆听的音乐时代。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音乐尤其是集体音乐活动能使个体明了如何融入群体，以及群体如何形成团结共生、休戚与共的局面。“音乐也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个人与集体如何相处的模式。在集体的音乐表演中，个人在共同表演的相互关联系统中展示自己。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声部负全责。每个人必须塑造该声部，并因此而得以自我实现。每个人也只有在与作品其他声部的联系中，并在顾及其他合作者的前提下，才能塑造自己的声部”。“共同的歌唱和演奏能强化我们的自我价值感，这样的活动能使我们获得一种自己不是孤独的、而是整体一部分的体验，有一种自己是属于集体的、仿佛回了家的感觉。为了表现一部音乐作品而进行的这种合作，使我们的行为有了意义和目的，这其中，成功的音乐也可与有意义的生活进行类比了”。① 中国现代著名音乐家黄自也认为：“音乐的重要原素有谐和，有节奏。谐和可以消蚀彼此内心的隔膜，节奏可以规律外体的行动。所以集大众于一堂，无论他是天南地北的生张熟魏，要是同唱一首歌，或听一个大家熟悉的曲于，内心定会同感而起共鸣，成水乳交融之象；更因节奏的影响，步趋举动也容易整齐一致。若果感到团体精神的涣散，行为的分歧，能借音乐来予以适当的训练，必然得收可观的效果。”② 法国大革命和《马赛曲》可谓民族主义与音乐关系的一个典型的正例。1792年，当法国大革命面临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武装干涉的危急时刻，法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各地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均以法国公民的身分，奋起捍卫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自动组织起来的马赛军一路唱着斯特拉斯堡市卫部队工兵上尉德·利尔创作的激昂高亢的《莱茵军进行曲》（即《马赛曲》）开进巴黎，在民族和国家危亡之时，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迅即传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传遍了整个法国，成为法国战胜外来干涉，保卫新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德国近代艺术史家格罗塞就此指出：“马赛曲的雄壮的声音曾经唤起青年法兰西共和国的市民武装起来跟欧洲的半壁争雄。”③马赛曲也由此成为法兰西民族和法国民族主义的灵魂和象征。④ 一个相反的即邪恶的民族主义与音乐关系的例子是希特勒与瓦格纳的音乐。“一战”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羞辱和惩罚，加之魏玛共和国软弱的外交因应，都激发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悲情和怒火。希特勒迎合德国民众这种心理和情绪，高举德意志民族主义大旗。他在鼓噪邪恶的民族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政治动员中，将德国19世纪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音乐用到了极致。瓦格纳以《尼伯龙根的指环》、《纽伦堡的名歌手》等歌剧作品著称世界乐坛，其音乐特点是：曲调富于朗诵性，介于说唱之间；频繁使用变化和声，使调性模糊、动荡等。⑤ 希特勒深爱瓦格纳歌剧，在他的统治下的德国，瓦格纳的音乐，一时风头无二。瓦氏也一度被尊为“乐圣”。对此，有西方学者指出：“在20世纪，音乐与政治的或宗教的思想之间的联系的例子屡见不鲜。希特勒利用瓦格纳的音乐达到其阴谋。纳粹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处别有用心地甄别和筛选音乐，用于工厂、集会、广播，无孔不入地在德国民众中营造出一种利于纳粹图谋的情绪气氛。”⑥ 之所以出现这种音乐和政治关系的奇特景观，一方面，是瓦格纳的音乐思想及风格契合了希特勒的性格和政治需要。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阿多诺也指出：“没有人能逃脱对于瓦格纳和以其最具有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德国超民族主义之间的深刻的相互联系的认知。回忆起瓦格纳与纳粹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直接关系可能是有益的。”“德国人像他们过去做的那样，一直期待为他们自己的失败复仇。这足够作为思考纳粹思想最内在的秘密以及纳粹事实的例子了，瓦格纳在他的作品中恰是这样暗示的。”⑦ 另一方面，也同瓦格纳的政治取向有关。有学者分析说：“第三帝国时出现‘瓦格纳热’并非偶然。这决不是由于瓦格纳早期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享有继承贝多芬传统的美名，而是因为瓦格纳一生的某些政治倾向确和希特勒的政治观相吻合。瓦格纳仇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一位种族主义者，一贯鼓吹日耳曼人至上，还曾发表过文章《音乐中的犹太主义》，宣传反犹思想。”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