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探讨的“二战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主要是指1940年6月法国沦陷至1946年5月中国受降军队向法国远东军交防并全部撤出印度支那这段时间的两国关系。其间，影响中法关系的核心，主要是日本占领时期及日本投降后的印度支那。 二战期间，中法两国同是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战争初期，抗战救亡已使两个国家无暇相顾，加之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法“南京”和“维希”两个傀儡政府之间及其与日本的合作，使两国间并非十分密切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① 战争后期，因某些利益关系，戴高乐和蒋介石之间开始建立联系，并积极谋求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合作，两国关系逐渐恢复。 有关戴高乐与蒋介石各自所追求的利益、他们之间建立关系和寻求合作的动机等，有必要在论述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之前，做些简单的介绍。 戴高乐毕业于法国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深受殖民主义思想影响，是一名比较典型的老帝国派军人。② 1940年6月中，法国的半壁江山沦于德寇，第三共和国政府支离破碎、几近灭亡。6月16日，戴高乐获知停战派元帅贝当（Phillipe Petain，1856－1951）组阁并准备向德国求和的消息之后，即于次日飞往英国，在海外组织“自由法国”，继续抗德斗争。6月18日晚6点，戴高乐假伦敦BBC广播电台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呼吁法国人民继续抵抗。这一天，既是戴高乐将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想法付诸行动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戴高乐主义”的诞生。③ 其实，戴高乐“大国”思想的基本成分，就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戴高乐看来，法国失去了殖民地，就失去了帝国的完整，就失去了大国的国际地位，就不能与英、美等大国平起平坐。因此，从法国战败投降德国后，戴高乐在致力于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同时，始终不忘维护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即法兰西帝国的殖民利益和法兰西的民族利益。他先后在英国及北非组建了“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除了领导法国人民和法国殖民地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解放法国本土，同时还要防御意大利和日本对法国殖民地的侵略，制止殖民地的独立，并重建法兰西帝国。戴高乐就是在日本侵占印度支那并迫使法国维希政府签订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协定之后，开始派代表驻扎重庆，以期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当然，他同时也希望借助中国的抗战势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印度支那，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 那么，蒋介石对戴高乐的兴趣何在呢？二战初期，无论是从政治合作还是从军事合作的角度看，蒋介石对法国都远不及对美国和英国的重视。只是到了战争后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国际关系和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才开始注意到戴高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承认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基于对法国维希政府与日本及汪伪政权相勾结的愤慨而宣布与维希政府断交之后，援美、英之例做出的决定。因此，中国在承认该民族解放委员会之初，没有任命和派遣外交代表。直至1944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才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于11月28日任命钱泰为驻该临时政府全权大使。 蒋介石对戴高乐及其“海外流亡政府”发生兴趣，是在英、美盟军帮助法国即将获得彻底解放、戴高乐即将成为法国未来的领袖，以及蒋介石与美国的合作出现危机、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国民党政权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和束缚，同时也为了消灭“国内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蒋介石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外国军援，包括物质支持和技术合作。蒋介石知道戴高乐崇仰殖民主义、不喜欢共产主义，相信他迟早要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印度支那、恢复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所以，他决定放弃诸如“大哥”计划、“托管”计划④，把印度支那作为争取戴高乐支持与合作的诱饵和讨价的王牌。然而，在法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获得解放后的戴高乐，与二战期间流亡海外、寄人篱下、乞求外援和疲于抵抗的戴高乐，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战后美国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态度开始转变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还能实现吗？ 一 蒋戴关系建立之初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式攻击，迅速突破波兰的军事防线。1940年6月16日，法国主战派总理雷诺提出辞职。停战派元帅贝当出任政府总理后，正式向德国求和，并于6月22日在北部城镇贡比涅附近的车站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7月初，贝当主持的傀儡政府转移到未被德国占领的城市维希，是为法国现代历史上的“维希政府”。 法国被德国战败，更坚定了日本灭亡中国、夺取英法荷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决心。此前，日本为了实施“南进”计划，彻底切断中国军队从国外获取军需物资的运输通道，以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外相野村吉三郎曾于1939年11月约见法国驻日本大使，要求法国下令印度支那当局禁止中国假道越南运送进口武器。12月下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还专程前往河内，与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Georges Catroux，1877－1969）进行交涉。⑤ 1940年初夏，日本开始采取武力威胁的手段，迫使印度支那当局停止向中国转运军需物资，并且派军事代表团到河内监督检查越南海防港的货运及封闭滇越铁路的情况。总督卡特鲁虽然不赞同维希政府对日妥协的态度，但迫于日本的威胁，“与日本人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不仅给日本以过境权，而且给日本军官进驻印度支那检查中国政府货运的权力……（1940年）6月末，法国现政府已明确同意全面停止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并同意日本就地派驻军官”。⑥ 1940年初秋，卡特鲁被维希政府撤去总督职务。未几，海军上将德古（Jean Decoux，1884－1963）接替印度支那总督职务并兼任法国维希政府代表。德古上任伊始，就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屈服、让步。8－9月间，他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方面的协定。⑦ 从此，法属印度支那开始逐步为日本所控制。这种形势让“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十分焦虑，不得不在海外组织抗德救国的同时，关心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