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4日，北平学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纪念五四扩大会议，会上两大学生团体——新学联与旧学联发生流血冲突，导致原本处于分裂状态的北平学界更趋对立，并进而波及到当时北平文化界，这就是所谓的“五四事件”。① 由于这一事件涉及当时文化界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纷争和政治上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政见歧异，因此事件本身已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而卷入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典型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与政党活动之间的关系。关于学运与政党活动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做过很好的研究，但关注点都集中在学校内部的党派关系及其对学生运动的影响，较少论及学生内部的分歧。② 本文以1937年“五四事件”为个案，通过对这一事件起因、经过及其影响的考察，探讨学生运动背后的政治动因，重点分析学运之分裂与统一及其与党争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界的分裂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七天后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又发动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之后，学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力图将学生运动发展成为民众运动。也就是从这时起，北平学界开始发生分裂，一些政治上左倾的同学团结到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③ 的周围。他们以“抗日救国”为旗帜，力主扩大学生运动，反对政府和学校当局对学生运动的压迫。另一些政治上右倾的同学，则对政府和学校当局表示同情，他们以“拥护政府”相号召，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努力健全自身，学习救亡技能。这两派学生各为一种思想支配，各受一个政党影响，互不相让，导致学界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并最终形成两大学生团体对立的局面。 北平学界首次公开的分裂发生在1936年的一、二月间。是年1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表示对“民意”的重视，特令教育部召集各校师生代表赴南京“听聆”政府大计，却不料遭到了学联的抵制。不过，各校当局还是派出了教师和学生代表赴南京聆训。1936年1月15日，平津各校教职员代表在南京向蒋介石陈述意见，同时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在行政院接待学生代表。④ 次日，蒋介石向晋京代表发表谈话，表示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要求学生“守纪律，负责任”，“勿受人挑拨离间，勿因爱国之故，而反破坏学校或社会秩序。”⑤ 之后，晋京代表一致表示“信任政府”，“制裁罢课及破坏纪律之举动”。⑥ 晋京代表返平之后，一些学校发生了驱逐代表出校的事情。2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会在该校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议决驱逐晋京代表杨西昆、李守权两人出校。散会后，约四百余学生，到杨、李二人的宿舍，“将彼等书物全数掷之室外。”⑦ 在师大，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有少数学生，闯入该代表等住室，妄肆搜查，毁坏书物。”⑧ 这样，“一二九”运动以来北平学生运动所形成的统一局面，从1936年开始就发生了分裂的现象。 从整个学生运动来看，左派学生消极的不信任政府，不派代表赴南京聆训的态度，既失去教育界上层人士的同情，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学生内部的分化，予人以攻击学运的口实。2月10日，师大物理系主任杨立奎在师大首次纪念周上，攻击学联“分子复杂”、“接受巨款”、“受他人利用”，暗示学联为共产党所操纵。学联对此予以否认，申明自己的立场即是抗日救国的立场，“既不受任何人操纵，亦不甘供任何党派利用驱逐。”⑨ 中共方面也对杨立奎的言论予以驳斥，并指杨立奎故意“颠倒是非，伤辱本党之彻底抗日主张与行动，以期掩饰国民党法西斯之卖国罪恶。”⑩ 事实上，当时国、共双方都试图影响学生。学联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但共产党在学联内部建有“党团”，学联的一切活动都受到“党团”的影响。(11) 同样，国民党也试图控制学生。在抗战前，国民党为了牵制学校内的左倾势力，积极培植右翼势力，所以“一时各校××社颇多兴起。”(12) 杨立奎本人就是师大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他是师大“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当时“大教联”（即大学教师联合会）的负责人。他的言论，反映的正是国民党的立场。2月2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指令教育部以学联“不合法”、“受人操纵”为由解散北平学联。随后，北平市警察局开始搜捕学生，左派学生所主导的学生运动遭到打击。 在学联看来，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压迫，只不过是“他们最后生存的挣扎”，因此，当他们得知河北高中的学生郭清惨死狱中的消息后，决定“用斗争战”来冲破政府的压迫。(13) 3月31日，学联会集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郭清扩大大会，会后举行抬空棺游行，结果遭到警察的镇压，当场捕去同学53人。事后北大当局将为首的学生巫省三等四人开除学籍，并下令停止该校学生自治会活动。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也因受牵连而被捕。(14) 学生运动再次遭受重大打击，这引起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极大关注。刘少奇为此专门撰文，批评了这次行动中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他要求北平的同志，“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并警告说，“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最后只能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的房子内去抗日救国”。(15) 学联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为了更加切合“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宗旨，“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仍简称“学联”）。(16) 它标志着北平学生运动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就是开始走上联合战线的道路。1936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日，学联没有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而是给蒋梦麟、胡适之等五四运动的先进写了一封信，希望学生运动能够得到他们的“指导和援助”。(17) 从此，学联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之外，又喊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不料，在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之后，另一种错误倾向又在左翼学生内部出现。当时，以徐高阮为代表的部分学运领袖，主张解散学联，实现学生运动的“无条件统一”。(18) 这无异于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生运动中的这一动向再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1936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北平了解学生运动情况，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住了两周，先后与蒋南翔、徐高阮等人谈话，并对他们进行了当前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随后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北平学委”），任命蒋南翔为北平学委书记，主持学委会议，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党团。(19) 10月10日，时任北平学委书记的蒋南翔撰写了《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一文，并以学联的名义公开发表。该文明确指出，“对于现阶段学生救亡运动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新的估价，我们以为目前学生运动的主要任务，不是率领了少数热情的同学冲出教室，冲出学校，专事奔走呼号，而放弃了一切学生本分以内的事情。”“今后我们愿意毫不迟疑地首先捐除过去对政府对各校当局的各种成见，设法消解彼此间不融洽的空气，一切愿与各校当局及全国人士，尤其是政府开诚合作，虚心诚恳地接受各方面的指示，以冀能在救亡阵线上多得到一点助力。”(20) 这实际上是新成立的北平学委指导学生运动的政策宣言，它放弃了以前一些过“左”的做法，开始争取更大范围内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