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分别遵行各自的政治学说，并且严格守护各自的核心利益，因此，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绝对是有条件的。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双方对各自所持的合作条件相互承认、相互接受，另一方面则又互为拒绝、互为抵制，既合作又对立。皖南事变的发生，说到底，其实就是两党之间的这种双重关系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一次集中展现。 皖南的军事冲突发生之后，接下来便是它在政治上的反映，最后，全部问题归结为一点：皖南的这件事在政治上如何了结。 国共关于皖南事变的政治处理大体分为四个部分。其一，各自发出的政治信号，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各自的基本立场；其二，两党关于事变性质的定性，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事变的责任应由何方承担；其三，两党对事态的控制，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为回旋留出余地；其四，双方开具的条件，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双方将以怎样的条件和方式妥协，从而继续保持合作。 由于皖南事变是对国共合作的一次严峻考验，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长期以来被各类论著反复提出。相关论述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展开：中共是如何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围绕中共一方的判断、决策、方针、措施等等，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政治总结。① 其局限在于，对于国民党一方的材料很少采用，并且缺乏具体分析，因而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 本文将依据信号、定性、控制、条件四个要点，采用多方材料，反映多方意图，力求展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 两道命令与两个信号 皖南事变始于1941年1月6日，14日基本结束。从1月15日起，重庆军政高层人士开始磋商新四军问题的处理方案。 军事委员会的会商时间定于1月15日上午。是日会议之前，参谋总长何应钦造访军令部长徐永昌，徐记载：“早间敬之来，研讨对新四军善后问题……敬之主消灭原来之新四军，另为叶[挺]编一新四军，余极赞同，盖可藉此得以暴共党阴谋，使叶挺有地位……” 何应钦字敬之。所谓另编一新四军，就是保留新四军之名，而去除中共领导之实，留名而去实，这是蒋对付地方军阀通常采用的手段之一。何的这个意见得到徐的赞同。这个意见有两个要点：其一，何与徐此时尚无取消新四军番号之意；其二，何与徐此时亦无惩办叶挺之意。何应钦所以于军委会会议之前私访徐永昌，就是要事先取得一致，然后使该意见在会议上得以通过。 接下来徐记载：“九时半往军委会会商该问题。”然而会议召开之后，何与徐早间商谈的这个意见未能成为主导性意见，主导意见出自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徐记载：“健生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及其谋窜扰后方等之经过，即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白崇禧字健生。白之意见其核心也是两点：取消新四军番号，惩办叶挺。这两点与何、徐早先“另为叶编一新四军”的拟议正相反。 从徐永昌的记载看，会议基本围绕白崇禧的意见展开争论：“贵严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文伯相当附合之。余与敬之、为章则同意健生主张。”贺耀祖字贵严，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字文白，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文伯为笔误。刘斐字为章，时任军令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围绕白崇禧方案，重庆军委会形成两派意见，贺耀祖、张治中主张妥协怀柔，而何应钦与徐永昌则放弃了自己早间的意见，转而与刘斐一道支持白崇禧。 蒋当时居住于重庆郊外的黄山官邸，15日下午，军委会诸人前往黄山向蒋汇报，何应钦、张治中因故未到。徐永昌记载：会议“仍为研讨对共军处理方案。余与程颂云、白健生、刘为章仍主公开正面宣布之，贺贵严仍恐破裂。”程潜字颂云，时任副参谋总长。所谓公开正面宣布，指撤消新四军番号和惩办叶挺这两件事应公开宣布，此即白崇禧上午的主张。尽管贺耀祖仍持异议，但加入程潜的支持之后，白之意见已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在黄山官邸会议上，徐永昌的立场不仅已远离其早间的态度，甚至超出白崇禧意见范围。如果说白案还仅限于军事，而此时的徐则将问题引向政治，主张在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徐说：“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尤其能公开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再迟恐至不堪设想。” 所谓政治上全破裂，就是主张终止国共合作。徐之三点意见，其核心就是国共合作被中共利用于发展自身势力，因此合作对国民党不利，而破裂则有利。 这样，在1月15日下午的黄山官邸会议上至少提出三种意见：其一，白崇禧的意见，主张撤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送军法审判，并公开宣布。但仅限军事，不涉及政治。其二，贺耀祖的意见，担心与中共破裂。其三，徐永昌的意见，主张在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 从徐永昌的记载看，蒋对三种意见均未明确表态，其惟一的表态是：“蒋先生主再考虑一夜”。② 亦即蒋还要做进一步的权衡。 经过1月15日上下午两次会议，尽管蒋尚未做最后裁决，但白崇禧方案已经成为主流意见。由于白案主张公开宣布新四军事件，这就涉及到宣传问题。1月16日，重庆党政军高层会商此一问题，王世杰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王记载：“今日军委会约集党政各有关机关，研讨关于新四军问题之宣传方案。白健生、程松[颂]云等均主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项英，并宣示新四军之罪状。予主张不作公开声明，白健生反对。”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