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曾以科玄论战和东西方文化论战为切入点，探讨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中，“科学知识在何时及何种条件下分化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这种分化发生了没有，相关关系如何？为什么对传统世界观的反叛不是直接地表现为知识问题、道德问题和审美问题的理性分化？在这一历史前提下，知识问题的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是如何展开的？”在汪晖看来，“科玄论战”采用了“元叙事”的方式，原本是要确认各自的文化立场，但却以区分双方谁持有真理的面目出现；而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的叙事及其内容“涉及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但这场原本以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为出发点的论辩却表现为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问题。所以，汪晖说，东西文化论战采用了“历史文化叙事”，科玄论战采用了“知识叙事的形式”。如果说东西文化论战是以文化的范畴遮盖了知识问题，那么科玄论战则是以知识表象掩盖了文化冲突。② 笔者无意重新梳理30年代之前的这两场论战，但对论战产生的结构性调整却有浓厚的兴趣，笔者发现，“科玄论战”中被遮盖的话题在后五四时代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知识问题和文化冲突都凸显出来。30年代的张君劢等人接续了“科玄论战”时被搁置的话题，以确认文化立场、重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形式揭示了文化冲突和文化主体问题。 一、民族国家认同与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 在张君劢等人看来，九一八后，“中国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变成一个近世国家？”③ 张君劢分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认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西方有国家团体的观念而东方没有，中国自秦以后，只有行政制度而没有政治，有民族而没有国家。“国人或有解民族之义，视之与国家同，以为了解民族之意义，同时即了解国家之意义，而实误矣。民族者，同言语，同历史，同风俗之人种而已。学者名之曰自然概念，其地位与领土之为地理的因素者等。国家云者，发号施令之主体，因其政策而能生死人民，故德人名之曰价值概念，意谓道德上善恶是非之标准存乎其中也。民族之所以能对外有力者，以其为国家之故，若但有民族而无国家之组织，虽有林林总总者同处一隅，然亦无对外争存之能力如吾国今日是也。”民族是椟，国家是珠，要造成民族国家切不可“买椟而遗珠”。④ 所以，单纯以种族、语言、地域为基础的复兴只能使本体意义上的“民族”得以复兴，绝不会造就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首先应当抛开党派的争论和阶级的区别，因为这些都是无法长久存在的“特殊势力”⑤。此外必须有一个文化认同的中心和主体。张君劢曾这样比喻道：“一人之身，四肢动作不听命于神经者，是曰失魂之人，一国之动作，无中心的意志以帅之者，是曰失魂之国，呜呼，世岂有失魂，而尚可称为国家者乎。”⑥ 言下之意，一个现代国家，应该有一个国家认同，否则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的国家。要建国，那么应该先营造适应建国进程的文化氛围，可是，造偶像又被以前留下的打破偶像的传统所毁灭。有人便认为，在一次次中西对抗的失败中，中国人已经没有了自尊心，“因为没有了自尊心，当中国站在世界潮流面前，便有了偏东偏西两种弊端，凡主张民族应有自尊心的，其结果必流于虚骄，流于守旧。凡主张把中国投入世界文化中的，其结果必致没却独立，而减除自尊。”⑦ 基于此，张君劢等人将确立一个基本的文化认同作为建国的首要目标。 张君劢在九一八事变后关注民族国家认同是有多方面因素触动的，其中他经常提到的是三件事：首先，文人卖国。郑孝胥和罗振玉，一个为诗人，一个为殷墟甲骨考订者，竟然公开支持溥仪的伪满洲国，“乃不惜背叛祖国，借外力以破坏宗邦”，可见士大夫风骨已经荡然无存。其次，政府和官员厚颜无耻。汤玉麟不战而弃承德，竟然不顾民众死活，用军车拉个人私货到天津。日本人占领热河以后，将热河出产的鸦片运往天津，在车上悬挂日本国旗，一路风驰电掣，旁若无人，华北主政官员怕惹起民众反感，提议让日本车上挂个当局发的特许证，而日本人置若罔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日本车扣留，上司竟然告诫于学忠说，平津未失乃是日本人所赐，请予以通融。再次，普通民众没有丝毫的现代民族意识。天津便衣队和闸北的汉奸队，“四万万民众无教养民众竟达三万万九千万”，无论是民族智力、民族情感还是民族意力都不甚发达⑧。在张君劢看来，东三省陷落后，国人群起高呼国难，但在这国难声中，对于国难有彻底觉悟的、明白根本错误在哪里、且追求此后应当怎样立国的没有几个人。而复兴民族关键是三点：第一，民族活力。第二，民族知觉的敏锐。第三，民族道德感觉的敏锐⑨。举国上下到处尔虞我诈，为个人私利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没有丝毫真诚感可言。而“真诚是一切制度之基础”。“敌国外患之驱除，以国家内部之安定为前提，国家内部之安定，以各人智情意之发于真诚为前提”⑩。张君劢将民族认同的形成奠立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形成和能动性发挥的基础上，将民族理智和民族情感并列为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以真诚为前提，这是其思想深邃之处，也显示出其建设性态度。《再生》发刊伊始，便将自己的关键词确定为“建设”，“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11)。首先要“把这样的不成国家样子的中国先弄成一个国家样子”(12)。那么在中西交通的情形下，怎样求得自己的文化认同呢？张君劢认为，欧洲民族性是从无到有，中国民族性是从已有者加以选择，引起信心后，另造出一种新文化来。“宜者导之，不适者淘汰，不必高谈保存。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13) 也就是说，贬低本民族文化无法适应民族建国的进程，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以建设性的文化态度去引导民众。 应当注意的是，思想界的另外一个触动丝毫不亚于李顿调查团所作的报告书。九一八事变后，由科学家、大学教授等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受国际智识合作委员会的委任，于1931年9月来华考察，在中国呆了3个月，从上海到南京、天津、北平又回到南方，经过定县、无锡、镇江、苏州、杭州甚至广州，观察了中国十多个大城市。考察结果由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于1932年12月以《中国教育的改造》专著形式出版(14)。这份报告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教育家认为欧洲的发展全在于科学乃是错误的，并非科学产生了欧美人的心思，而是欧美人的心思产生了近代科学与技术，而且文艺复兴理想主义、唯心主义时代是近代科学与技术发达的铺垫时期。这份报告给“科学派”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模仿西方似乎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行为，连西方的认可都得不到。如任鸿隽就认为“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争论，使我们大失所望”。假如说近代的科学是由欧美人的特殊心理产生的，“那末，我们提倡科学的主张，还有实现的可能吗？”因此他们的做法就是必须抓住中国移植西方科学具有可能性这根救命稻草不放，而强调“科学的种子，萌芽在西方，但它能培养移植于世界任何处所，只要有适宜的土地与养料就行了。我国自来没有科学，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科学的种子，但不能证明我们没有适宜于科学的土地与养料。”(15) 同是留学美国、与胡适一同执教北大的蒋梦麟反省说，中国教育受美国的影响太大，从学制到教会学校到大学教员中的美国留学生再到学校图书馆中美国出版的英文书，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只是造就了一个优越的阶级，适应不了社会需要，造成教育和社会的严重脱节。(16) 当时一个较为普遍的教育观是，欧洲式的学科训练侧重学科本质，而美国式的太重方法。对此，蒋梦麟认为美式教育“其过不在重教育方法，而在实质训练之浅薄”，故“中国中学应略师欧洲制”(17)。傅斯年也痛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学院毕业生给中国教育家一个最不好的贡献”，甚至恨恨地说：“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胡适则解释说，这主要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过于相信美国了。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能做中学校长已经很稀有了，我们却请来去做大学教授、校长或教育部长，因此发生这种事情也是难怪的(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