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8）04－0063－08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党史学界对五大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评价不高，因而党史研究人员对五大召开前后的中共自身组织建设情况一直疏虞探讨。实际上，中共五大召开前后是党自成立以来直到大革命失败之前其自身组织建设发展变化最迅速的一个时期，也是党的自身组织建设成果较多的时期。在此期间，由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中共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飞速发展，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党的组织系统和高层领导机构布局趋于合理，党的组织原则及规章制度建设得到发展。本文拟对此做粗浅之考察，以就教于行家。 一、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飞速发展 组织建设是党的各项建设的基础，没有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基层组织的扩大，也就没有中共党的组织建设的发展。因此，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自身组织建设这一首要任务，而扩大党员数量，发展党的组织又是首要任务的首要环节。到五大召开前，中共已由一个初成立时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到一个拥有57967名党员的、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富有政治感召力的政党。 1.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下，中共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战略方针，使党获得了扩大党组织的活动范围、发展自身组织规模的广阔历史空间和有利社会环境。 中共从最初组建到四大召开时，其自身的组织发展速度并不理想。一大召开时53人（也有说57人），二大召开时195人，三大召开时420人，四大召开时994人。如果把1920年各地共产党小组成立作为中共建党开始，那么到四大召开时也有5年党龄了。但是，经过5年的发展，中共在全国范围的党员人数却不足一千人，这应该不是令人满意的成绩。1922年初，马林为了推行国共合作战略，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期间，其领导人拉狄克对着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负责人陈独秀毫不留情地指责道：“那里我们有许多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① 马林和拉狄克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尖刻，令人沮丧，但当时党的组织发展情况的确无法乐观。 国共合作建立之初，党的组织规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要求：“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党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② 对“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③。但我们从“渐渐扩大”“当尽量加入”这样的措辞来看，国共合作之初的中共领导人，对在统一战线内如何迅速扩大自身组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并不强烈，目的性也不是很明确；相反把改造和发展国民党成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当作了主要努力目标。1923年11月24～25日和1924年2月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三届一次和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相继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从而表现出重视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却忽视共产党本身组织发展的右倾倾向。于是，一方面国民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共产党对本身党员人数和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却没有充分的重视，党在努力于国民党工作的同时，却模糊了两党固有的区别，忽视了自身组织的发展壮大，致使在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没能被及时吸纳到党内来；另一方面又把党员标准和质量定得过高，在党的建设工作中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束缚了自身组织的发展。 中共党内出现了忽视自身发展的右倾倾向。身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通过1923年11月16日张国焘④ 以及11月25日斯列帕克⑤ 给他的两封长信了解了这一情况。1924年1月15日，他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名义给执委会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⑥，指出：“我们发现某些征兆，说明党内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一些来信都谈到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去组织中国工人，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工人群众，这个问题是党内最大的争论问题”。由此，他建议在上海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和负责人以及青年的代表会议。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听取报告后决定：中共在5月应该召开一次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要求中共“要开展一次扩大党员数量的运动，主要吸收25岁以上工人出身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⑦。1924年4月，维经斯基带着共产国际的这个决定到中国纠正中共在国共合作工作中忽视自身组织建设的偏差。 此后，随着国共合作进程日益发展，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发展和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途中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由于中共从主观上提高了对发展壮大自身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国共合作便为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和党员数量的扩充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在各地的组织活动范围随着国民党党部在全国各地的恢复或组建而扩大，党员人数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而迅速增加，党的基层组织随着北伐战争由南向北的胜利行进而日益发展，特别是在两湖地区，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向广大农村渗透。这时连国民党左派也说：“社会上好的分子都到了共产党。”这应该归功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出现的右倾倾向的矫正。 其次，在国共合作日益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步认识到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发展党的组织，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随着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分化及其斗争的日益加剧，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中共逐步认识到要加紧发展自身的组织建设。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调整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方针政策，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四大更是开创了中共党建史的新局面。大会在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特别强调了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认为目前组织问题是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工人阶级要取得领导地位，“自身就需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吾党决不能前进”。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向党提出了由于近一年来党的发展而产生的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即必须加强和发展党的基层支部的独立性，基层支部应当成为党的真正基础，同时要加强纪律性和党的集中领导”⑧。全会重申“扩大本党”的口号，要求在“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并为此适当降低农民入党的标准，指出以“是否忠实而且是勇敢地为农民利益斗争为标准，不必问其有无宗法社会思想及迷信”；会议强调了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建设史上首次提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会议强调党的机关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党的领导机关是“职业革命者”的组织，针对中共中央组织部无人负责的情况，决定由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这几次强调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的会议，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都参加并发表了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改变认识、高度重视本党发展壮大给予了正确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