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5-0076-08 周恩来早年发表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反映了作者对胡适看法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揭示出胡适本人政治态度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的分化与走向。 一 1923年2月，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在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刊物《少年》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评胡适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采取的改良主义观点，但又承认“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1](P255) 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胡适已经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分道扬镳，然而，在周恩来等一班经历过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的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上，依然留有胡适影响的印记。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周恩来与胡适各有迥然不同的境况与经历。 周恩来在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6月毕业，度过四年的中学生活。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各方面都不成熟。”[2](P25) 而在此时，比周恩来年长七岁的胡适则已在大洋彼岸求学多年，先后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此期间，胡适涵融异族文化，领悟西方经典文献中的民主精神，并时忧日益颓败的国势，思考和探索“文学革命”、“教育救国”等问题。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胡适欣喜难抑，即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从八事入手”对旧文学进行改革。他的主张得到陈独秀的欣然赞成。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随之，陈独秀亦发表《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思想不胫而走，在国内文坛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胡适此举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怪陈独秀把“文学革命”的首倡之功归于胡适，称赞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3]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这种“急先锋”作用得到时人的认同。身历其时的左舜生这样评价胡适，其云： 刚好到了“五四”的前夕，胡适等提倡一种白话文运动，已渐渐到达了成熟的时期，这也可说是近三十年来一件第一等的大事。原来在胡适以前，中国有过不少的人提倡废八股，但绝没有人敢于主张废古文，在维新与革命两派中的宣传家，有人懂得中国旧有的小说，戏剧，歌谣，弹词等等，其体材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例如梁启超，便知道用白话写《新中国未来记》去提倡他维新的主张；陈天华也懂得用白话写《猛回头》来鼓吹革命；可是这究竟只是少数人提倡提倡而已，既没有理论上的充分发挥，也很少有人用全力向这方面去继续工作，甚至他们的领袖人物如康有为、章炳麟等，都是到死还在写古文，作旧诗，因此毕竟不能成为一种风气。……因此种种，在胡适以前，凡用文字来发抒情感，表达思想，或发表政治主张，只是少数士大夫阶级的专利，与大多数的老百姓绝不相干。……一直要等到白话文逐渐风行，这种情形才渐次改变。[4](P464) 除了宣传“文学革命”，胡适还竭力鼓吹科学与民主，提倡妇女解放，俨然为叱咤风云的“启蒙大师”、“民主斗士”，成为当时一般青年学子追崇的“偶像”。 1917年9月，从南开学校毕业未久的周恩来怀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志向赴日留学，而此时的胡适则由美返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职。因首倡“文学革命”的缘故，刚刚返国的胡适便声誉鹊起，被不少学校邀请演讲。11月下旬，胡适应南开学校之邀，赴津演说，可惜其时周恩来已离校多日，未能亲眼目睹这位首倡“文学革命”“急先锋”的风采。 周恩来虽然未能聆听胡适的讲演，但阅读过刊登陈独秀、胡适等人文章的《新青年》杂志，对胡适等人已经熟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求学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已经出版。由于忙于学校的事务，他只是偶尔从书铺买来翻阅，随看随忘，未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离津赴日时，有朋友送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阅读后，爱不释手。到东京后，周恩来从严智开那里借到《新青年》第3卷全套6号，潜心阅读，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以激动的心情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感受： 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的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5](1918年2月15日日记) 那么，《新青年》第3卷何以能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产生如此巨大的震动呢？这与它所刊载主要文章的内容密切相关。 《新青年》第3卷共有6号，1917年3月1日出刊第1号，至当年8月，每月1日出刊1号。所刊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蔡元培、刘半农、恽代英、常乃悳、钱玄同、陶履恭等人。其中以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为多。刊登陈独秀的文章有：《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1号）、《旧思想与国体问题》（2号）、《近代西洋教育》（5号）、《复辟与尊孔》（6号）、《科学与基督教》（6号）等。刊登胡适的文章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第3号）、《白话词》（4号）、《二渔夫》（翻译小说，1号）、《梅吕哀》（翻译小说，2号）、《藏晖室札记》（1、2、4、5、6号）、《致独秀》（3、4号）等。除此以外，还有李大钊的《青年与老人》（2号），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4号）、《消极革命之老庄》（2号）、《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5号），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6号），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3号）、《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5号），恽代英的《物质实在论》等文章。它们多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复辟尊孔谬说，宣传科学民主，鼓吹文学革命方面的内容，也就是周恩来其时由衷赞同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5](1918年2月15日日记），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片全新的思想天地。周恩来阅后，完全为文章的内容所折服，以信仰者般的激动心情表示要追求“新思想”、“新学问”，做“新事情”，来一个人生的“更生”、“重生”。他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