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宋史研究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的论文集主要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漆侠全集（12卷）》（河北大学出版社），朱瑞熙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浙江大学出版社），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五辑）》（四川大学出版社），罗家祥《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等等。工具书有〔美〕包弼德原作、〔比利时〕魏希德修订《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专著方面，仅《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第一批成果就有29种之多，其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南宋人口史》、《南宋思想史》、《南宋教育史》、《南宋交通史》、《南宋军事史》、《南宋手工业史》、《南宋绘画史》、《南宋戏曲史》、《南宋书法史》，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陆九渊研究》、《陆游研究》、《马扩研究》、《文天祥研究》、《辛弃疾研究》、《岳飞研究》、《秦桧研究》、《宋理宗研究》、《叶适研究》、《朱熹研究》、《南宋史学史》、《南宋政治史》、《南宋宗教史》，杭州出版社编辑的《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官窑》、《南宋临安城考古》、《南宋临安大事记》、《南宋临安典籍文化》、《南宋临安对外交流》、《南宋史研究论丛（上下）》，等等。另有其他专著50余种，论文约600余篇。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限于篇幅与信息的不足，难免有所遗漏，敬请方家补正。 一、政治史 政治。王曾瑜、贾芳芳《宋代地方与中央之关系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各级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掌握在中央手中，各项制度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地方政府对中央既有惟命是从，也有奉行不虔甚至欺瞒。贾芳芳、王曾瑜《等级授权制下的宋代地方政治》（《文史哲》3期）在发掘地方官员为政状况的同时，更着重剖析了等级授权制下地方政治所必然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其对宋代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包伟民、傅俊《宋代“乡原体例”与地方官府运作》（《浙江大学学报》3期）认为，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4期）认为，宋初军功集团迅速瓦解，丧失了对朝政的传统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变化的历史背景与影响。何灿浩《控御与柔服：赵宋兼并吴越国的特殊方式》（《史学月刊》9期）探讨了赵宋兼并吴越国所采取的方式及其原因与实现条件、历史意义等问题。楼劲《宋初礼制沿革及其与唐制的关系——兼论“宋承唐制”说之兴》（《中国史研究》2期）考察了宋初礼制沿袭五代而损益变化的内容和形式，探讨了宋制取舍和借鉴唐制的形态和路向，同时明确了“宋承唐制”说的内涵和局限。王瑞来《“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文史知识》12期）考证指出，柱斧就是掸拭尘埃和驱赶蚊蝇的柱拂子，而太祖平时有手持柱斧的习惯，因而柱斧在“烛影斧声”之夜出现在太祖寝宫并非偶然，并完全有可能成为杀害太祖的凶器。姜锡东《关于宋太祖祖籍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4期）依据可靠的四条人证、物证，支持宋太祖的祖籍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这一说，并探讨了清苑县宋陵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对有关宋太祖祖籍的若干问题提出初步看法。杨果《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史学集刊》1期）从宋仁宗与刘太后、郭皇后之间的复杂关系出发，兼及仁宗时期内廷外朝的权力格局，探讨了郭后被废的原因。张其凡《杨业之死发覆》（《史学月刊》5期）全面探讨、分析了有关杨业之死的基本资料，认为刘吉是为杨业“雪冤”之人，杨业之死是为“奸臣”所迫，侯莫陈利用应对杨业之死负主要责任。此外，还有陈晔《玉玺呈瑞：宋哲宗朝传国玺事件剖析》（《史学月刊》12期），等等。 改革。《河北学刊》第5期以“宋代改革的历史特点及后世影响”为题刊发了一组笔谈文章，分别是：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葛金芳《经济变革与宋代工商业文明的加速成长》、张其凡《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点》、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的再思考》。此外，李华瑞《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文史哲》1期）认为，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不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恰恰相反，是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诸葛忆兵《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3期）论述了范仲淹的变革思想及其与王安石变法的异同。另外，还有张祥云《张方平的社会革新思想与实践再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7期），等等。 信息渠道。邓小南主编有《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有《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河南大学出版社）。《历史研究》第3期以“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为题刊发了一组笔谈文章，分别是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赵冬梅《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平田茂树《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远藤隆俊《宋代的外国使节与文书传递：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线索》、王化雨《宋朝宦官与章奏通进》。此外，朱瑞熙《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中华文史论丛》1期）阐释了宋朝“敕命”在形成文字过程中必经的两种程式：书行和书读。李全德《通进银台司与宋代的文书运行》（《中国史研究》2期）以通进银台司为切入点，探讨了宋代政治生活中的文书运行状况，以及庶僚、宰执乃至君主在这一关节点上各自发挥的独特作用。王化雨《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国学研究》第二十一卷）以内东门为中心，探讨了北宋时期宫廷建筑布局与君臣之间交流沟通的关系。王化雨另有论文《宋朝经筵中的君臣交流——以端平元年为个案》（《文史》2辑）。曹家齐《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3辑）探讨了南宋邮传更张的具体背景、邮传路线的走向，以及不同线路邮传的设置特点与作用。薛政超《唐宋时期湖南移民信息传递途径考述》（《社科纵横》1期）认为，唐宋时期湖南移民获得迁入地信息的途径主要有四种，一为政府之榜告，二为社会之传闻，三为亲友之相告，四为亲自之游历。焦杰《北宋急脚递的传递方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认为，急脚递的传递方式本应乘马，但受马匹来源所限，至中后期以后不得已而采取走传的方式作为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