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三衙经历了一个从崩溃而重建的过程，其重要性较北宋有显著下降，但至迟从高宗、孝宗两朝之际开始，三衙下辖的兵力即始终维持在12万余众上下，不仅“兵籍为天下冠”，其装备、训练以及战斗力水准，也都与著名的镇江、建康、鄂州和兴州四大都统司并驾齐驱，甚至于凌驾其上，成为南宋赖以与金、蒙古相抗衡的主要军事支柱之一。在南宋军政体制当中，三衙显然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学术界目前的相关专题论述，却相对较为薄弱①，笔者拟从若干具体问题入手，试作初步的考察，企望有裨于研究。 一 与北宋相比，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在乾道七年(1171)，宋孝宗下令将侍卫马军司由都城临安迁往建康，并正式将其更名为侍卫马军行司②。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后，所部惟余龙卫、云骑和武骑三指挥千余人仍然留守临安，但其事务由侍卫步军司兼领③，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通常也加系“兼管马军司职事”衔，如阎仲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兼权侍卫马军司职事”、赵济“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兼权侍卫马军司职事”、董世雄“侍卫步军都虞候兼权侍卫马军司职事”、王鉴“权主管步军司兼马军司职事”④等。马军司在临安的帅府衙门，则被改作司农寺和将作监等的官署⑤。如此一来，三衙鼎峙京师的格局，就在事实上转变为殿、步两司并列⑥。 需要说明的是，《宋史·孝宗本纪》系其事于乾道七年三月，但这仅为正式颁布诏令的时间。岳珂《桯史》有云：“乾道五年，陈正献（俊卿）为相，上一日顾问，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骑兵于建康，以示北向。”⑦从《宋会要辑稿》的相关记载来看，乾道六年(1170)十月，权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张松“得旨”分两次在建康兴建的大批军营，已经初步竣工，除“三衙牧马已占一万二千间”外，朝廷专门交由马军司派兵前往接收“交割看守”的寨房，数量即高达“三万三千间。计九寨在马鞍山外，余八寨尽在东城两路连秦淮一带”。当年十一月份，张松又奏到：“创造寨屋二万间，计五寨，并桩管到材植物料一万间，各已圆备。”这些寨屋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也颇为优良，“寨屋稍齐整”，“马司人至新寨，无不欢喜”⑧，显非一日之功。这说明宋孝宗移屯决策筹划和形成的时间，起码要在乾道六年之前，《程史》中乾道五年(1169)的说法值得重视。至于移屯实际完成的时间，则要到乾道七年年底，张抡所撰李显忠《行状》所云李氏于乾道七年“是岁冬，以马帅移屯建康”⑨是准确的。此外，马军司移屯建康，决策出自于宋孝宗，赞成其事和具体的执行者则主要为宰相虞允文，这是宋人的共同看法，《洪遵行状》即曰：“时虞丞相允文有意北征，先移屯侍卫马军。”⑩《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乾道七年春，虞忠肃为相，移骑军屯于建康。”《咸淳临安志》卷一○亦曰：侍卫马军司“乾道七年，虞允文为相，移屯建康，以为出师之渐，号马军行司”。《文献通考》卷一五七《兵七》：“七年，虞允文乞移马司于建康，以为出师之渐，乃以李显忠为都指挥使，统马军屯焉，元额三万人。”《宋史》虞氏本传：“侍卫马军司牧地旧在临安，允文谓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11)可见，虞氏或许还有进一步将马军司部分移向镇江的意图。 南宋以“祖宗之法”为治国根本，“祖宗之法，万世不可改易”(12)一类论调，在朝野上下始终是高唱入云。宋孝宗此举，打破了北宋旧制，自然有众多异议表示反对，如李心传：“乾道七年春，虞忠肃为相，移骑军屯于建康，以为出师之渐，号马军行司，论者不以为然，然上下重迁，迄不能正也。”林駉：“今祖宗成宪，万世不易。然中兴以来，殿司、步司守护王畿，马军一司，出戍金陵（畿兵马军一司，中兴以后尝出戍建康）。虽咽喉之镇，欲示威重，而根本之所，盍以权其轻重乎？”魏了翁也认为：“马司暂移建康，识者已谓不然。”(13)最具代表性的，是袁说友所上的《马司归屯奏》，他认为马军司移往建康是“利一害十”，理由如下：“切见建康都统一司系是久驻于彼，近年复拔马军行司前去，亦有统帅。今都统所管之兵四万，马军所管亦三万余人，数目亦均，总司所给，尤为浩瀚”、“近闻两司各相求胜，多不相叶，至于主帅竞利纷争，下至士卒亦各相忌。臣以谓行在所去建康，止是五六日，纵有调发，亦不至甚濡滞。兼建康已有都统司，似不必更置马军。况三衙之兵，拱扈阙下，尤不宜分置他处，徒使将帅各求相胜，因事成隙，或误军政，实为未便。”因此极力建议：“欲望圣明灼见利害，特发睿旨，断令马司一军依旧归屯在所。庶几两司各尽其职，亦与卫护行阙，不戾祖宗创法之意。”(14) 事实上，早在移屯的过程中，不仅多数朝臣“为纷纷之论”(15)，当时三衙诸将帅的态度同样是大多暧昧，甚至于“三军有怨语，其后言者以此为言”(16)，连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显忠也是长时间滞留临安，表现得相当消极。有臣僚曾批评他说： “伏睹关报马军司中军已择十月二十日起发。今四军久在建业，而主帅尚留辇下，事体未便。伏望申谕枢机之臣，俾镌谕主帅，诫饬裨将，令以是半月之顷，一切计置起发。”(17)移屯完成之后，乾道八年，御史萧之敏即公开弹劾虞允文“移帝城骑兵一军于建康非是”(18)。乾道九年(1173)，马军司上言：“本司云骑寨除倒塌外见在一百六间，与枢密院亲兵寨相连，铁冶岭寨除倒塌外见在三百二十八间，与步军司右军潜火寨相连，窃恐日后倒塌数多，不便，乞下逐处权行交割摊拨，付官兵居住，候本司军马回日，具申朝廷指挥施行。”(19)很显然，“付官兵居住”只是引子，希望有“本司军马回日”恐怕才是真正的目的，马军司还是倾向于回师临安。淳熙十一年(1184)，名将韩世忠之子韩彦直入对，亦向宋孝宗“论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马乃远在数百里外，乞令归司”(20)；淳熙十五年(1188)，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仍然当面对宋孝宗说：“骑兵，天子之宿卫也，不能进取，无故而移之金陵。”(21)至斥其为“误国”大罪之一。在马军司移往建康的问题上，宋孝宗既不顾“祖宗之法”的束缚，又如此力排众议，无疑是非同寻常之举。《宋会要辑稿》当中所记载的宋孝宗和虞允文如下的对话，当能很好地反映出孝宗此举的意图之所在，孝宗曰：“有内侍自建康回，闻马司人至新寨，无不欢喜，皆云：‘官家爱惜士卒，它日调发，止过一水，便可接战，免得临时道塗之劳。’”虞允文奏曰：“士卒却知陛下圣意，朝臣喜为纷纷之论，使闻此言，能无愧乎？”孝宗曰：“然。”(22)显而易见，“止过一水，便可接战”，堪称一语破的的点睛之笔，当然也就是孝宗的“圣意”所在了。其他记载也有类似的表述，“嚮来朝廷拔遣军马之意，不过谓一旦或有小警，便可调发”，“移骑军屯于建康，以为出师之渐”(23)。众所周知，宋孝宗“锐意恢复”、“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虞允文则曾在采石督师击败金主完颜亮“慷慨磊落有大志”(24)，君臣二人皆具有恢复中原的大志。乾道年间，孝宗与虞允文具体筹划了一个两路出师、分进合击的北伐战略，其基本构想为：虞允文于川、陕西线先行出动，吸引金兵主力，宋孝宗随即亲统三衙、江上大军御驾亲征，由江淮东线北进，两路会师于中原，收复开封，然后进取两河。宋孝宗对这一方案信心十足，“决策亲征”(25)，并在虞允文陛辞时当面“谕以进取之方，期以某日会河南”，当虞允文忧虑“异时戒内外不相应”之时，孝宗又慷慨地表白：“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则卿负朕。”(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