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9)03-0009-08 一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陷于党争的“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如南宋人罗大经所云：“自庆历以前，无君子、小人之名，所谓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祸。自庆历以后，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则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祸，一节深于一节。”[1]126，乙编卷1《自家他家》故对于朋党现象及其政治危害，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于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对此亦有深刻认识，并在其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的新、旧党之间和旧党内部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名臣范仲淹（字希文）次子，皇祐元年(1049)进士及第。治平间为侍御史，因论“濮议”而出通判安州。宋神宗熙宁初召还，任同知谏院，又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出知河中府。宋哲宗即位，召除给事中，元祐元年(1086)任吏部尚书，寻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四年，范纯仁因言官攻讦其“党”蔡確而罢相，出知颍昌府，徙知太原、河南二府。八年，复召拜右仆射。哲宗亲政，再罢相出知颍昌府等，后被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建中靖国元年卒，谥忠宣。其事迹见曾肇《范忠宣墓志铭》及《宋史·范纯仁传》等。 范纯仁有关“朋党”的论说，主要见诸其于元祐前期任职枢密院和初拜宰相时所上奏章之中。然与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多数士大夫所主张的“君子有朋”“小人无党”之说不同，范纯仁认为“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而已，并鉴于“前世朋党之祸”[1]10287，卷314《范纯仁传》，极力反对以所谓朋党之罪贬责朝臣。范纯仁此论，因其宰相身份而影响政坛甚大。对于欧阳修等朋党论及其与北宋政治、社会等关系、影响，今人论述颇多①，然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者，故本文即据有关史料论析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二 宋代士大夫议论朋党者，以欧阳修所撰之《朋党论》最为著名。范纯仁的朋党观，亦与欧阳修《朋党论》关系颇深。范纯仁于元祐初撰有《缴奏欧阳修〈朋党论〉》一文，略云： 近日颇有匪人架造谤言，毁黩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污一二忠臣，渐兴朋党之名，将以尽逐善类。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难分，眩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遯卦、否卦之象，则是小人道长，亦恐圣功难成……臣又闻孔予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又曰：“乡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是君子不免为小人所恶，故虽众而必察。若专取善人之好恶，则不善人架造之言易为辩明。若不追监前言，无由防其微渐。臣窃见本朝欧阳修作《五代史》，于《六臣传》后论及朋党之事，辄敢备录上进，伏望万几之暇略赐观览，庶几仰裨四聪之万一也[3]769，奏议卷下，第1104册。 元祐初，宣仁太后当政，起用旧党，贬斥新党出朝。此时范纯仁针对有人“渐兴朋党之名”，用以“毁黩良善”“尽逐善类”，故特意抄录欧阳修《朋党论》上进，并又点出欧阳修《新五代史·六臣传论》，说明朝臣私结朋党以及用“朋党之名”攻讦“君子”之害，以期天子分辨“君子”“小人”，而近“君子”、远“小人”，化解渐趋激化的朝中党派纷争，以“裁成天地之化”而致天下太平。 是文亦收录于《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六，题《上哲宗进欧阳修〈朋党论〉》，皆注云撰于元祐元年范纯仁初任同知枢密院时。然《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录是文于元祐二年五月，注曰“纯仁所言，不得其日”；又曰“纯仁奏更详之，或移入王觌贬时”。并于元祐三年五月王觌贬官时，云范纯仁上奏营救，“因录进欧阳修《朋党论》”，并注曰“此据曾肇《（范纯仁）墓志》”[4]9757-9758，卷400元祐二年五月庚申、第27册；10005，卷411元祐三年五月戊午、第28册。《东都事略·范纯仁传》亦云，范纯仁“元祐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谏官王觌坐论朋党贬，纯仁复为辨君子、小人朋党之异，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以进”[5]373，卷59下《范纯仁传》，第382册。当亦据曾肇《墓志》。此说恐不然。因是文中仅言及“近日”有“匪人”“渐兴朋党之名，将以尽逐善类”，若“辨之不早”将危害不细，与元祐三年党争剧烈，范纯仁向当政太后直言“朝廷本无朋党”[4]10004，卷411元祐三年五月戊午，第28册的观点大有不同。又南宋汪应辰曾云：“旧见范忠宣、王正仲、曾子开皆云元祐间有朋党之论，忠宣辨尤力，录欧阳公《朋党论》以进。忠宣《奏议》、《言行录》皆可考，然竟不知何人为党论，其论指何事也。后得一书曰《元祐密疏》者，有刘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吕惠卿、蔡確之党，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争者此也。”[6]72-73，卷4770汪应辰《答尤延之》，第215册可证曾肇所撰《墓志》故意将范纯仁录进《朋党论》之时定在元祐三年，实有难言之隐，即为掩饰刘安世等“分王安石、吕惠卿、蔡確之党”一事。 范纯仁所进的欧阳修《朋党论》撰于庆历四年(1044)，是为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而作。其《朋党论》的主要观点是“君子有朋”而“小人无党”。欧阳修认为“君子以同道为朋”，而“小人以同利为朋”。其“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因此，“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7]297-298，卷17《朋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