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崛兴与政治文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小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已有研究表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蒙古始祖起源传说,都经过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加工和改造。本文的工作则显示,为了进行主观认同从而实现族群凝聚,成吉思汗家族尽可能调动了他们能够调动的文化资源和信仰因素,尤其是早先传入草原的古代波斯宗教的残余。从目前学界对蒙古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的研究成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一些因素。这种情况不仅在始祖起源中有,在神话最高首领、改造历史记忆等方面也有,这些对族群凝聚都是必要的,也是成吉思汗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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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3-0121-15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树九游白旗,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这是北方草原上蒙古族群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成吉思汗这个尊号是什么意思,长期以来学术界进行过很多研究,最近比较形成共识的看法是,“成吉思”用来拟写蒙古语chinggis一词的语音,应当来源于突厥语chingis,译言“强硬的、凶猛的”;或者也可能是突厥语词tengiz(译言“海洋”)的蒙古语读法①。无论如何,作为统一的蒙古族群的最高首领,成吉思汗采用了完全不同于此前草原游牧国家统治者的尊号。从前的草原最高统治者称号有过阙可汗、统叶护,西辽有古儿汗,蒙古统一前漠北出现过称菊儿汗,意为众汗之汗或王中之王,一望而知为政治同盟或军事征服的成果,并没有完成主观认同实现族群凝聚。成吉思汗的成就显然超迈往古,那么,除了军事征服之外,他还利用了哪些文化资源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争取草原诸部对蒙古的认同呢?本文即拟借助前人成果对此予以梳理和阐释。

      一、成吉思汗始祖传说的性质

      17世纪的蒙古史书,受当时已经流行的喇嘛教影响,常常把蒙古人的始祖起源追溯到西藏甚至印度。例如,著名的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第一章《引言》一开始就说:“尊贵的菩萨的家族,贤能的可汗的始祖,源于额讷特珂克、土伯特,将此史实作如下叙述。”②对于这种现象,蒙古族历史学家亦邻真先生撰有《藏传佛教和蒙古史学》专文讨论,其中说:“《蒙古源流》上说,打来孙汗时,俺答向大汗索要了小汗称号司徒汗。野心勃勃的俺答需要为自己找一个统治全蒙古的精神支柱和舆论口实。黄教教主锁南监错指认俺答是忽必烈的化身、转轮圣王。这对俺答来说是任何玉玺不能代替的神圣灵光,锁南监错还封格列山只的孙子阿巴歹为金刚可汗。俺答不久便死去,没有来得及让历史来验证他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但是,蒙古贵族引入黄教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靠神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蒙古的狂热的黄教徒开始改写蒙古的历史。他们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把历史写成他们希望曾是的那样。宗教冥想代替了真实的史实。也许,对那些苦思冥想出来的编造,最后连编造者本人也信以为真。编造从印藏王统开始。西藏传说史话中说,格利古木王被弑,三位王子沙可利、聂可利、札可利逃往西藏工卡、娘卜、包卜之地。第三子被编造者改称孛儿帖赤那,于是他成了蒙古最早的祖先。伪造的目的,就是让蒙古的可汗世系攀上印度—西藏的神圣王统”;“韩儒林指出,为了适应吐蕃传说中常用的十二之数,制造了成吉思汗灭十二个强汗之说”;“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历史波澜壮阔,充满兴亡盛衰。黄教史家却对这个震撼人寰的过程无动于衷”,“却去津津乐道那些越凡力量的故事。出征西夏被写成西夏皇帝和成吉思汗的幻变斗法:西夏皇帝变成毒蛇,成吉思汗化为大鹏;西夏皇帝变成老虎,成吉思汗就化作狮子……在黄教史家看来,变蛇化鹏才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奇迹。在他们眼中,超现实的历史才值得一写。”③亦邻真先生对黄教史家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我这里想说的是,黄教史家的做法或许算不上是正当的历史学术,但他们的做法未必没有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看来,黄教史家的做法显示他们正在致力主观认同、强化族群凝聚,即以其行动直接参与历史创造。因为,族群演进也需要改变认知,需要神话最高首领,需要改造历史记忆④。况且,黄教史家的做法在这方面看来还是有效的。

      当然,成吉思汗当时还没有掌握黄教这样深入系统的文化资源,不过,草原上毕竟也曾盛行过源出波斯的拜火教、摩尼教这样一些相当发达的宗教。尽管这些宗教不再以系统神学的形式由自身的教团来维持,但Cult,it is generally admitted,is more enduring than theology(众所周知,祭仪比神学更能持久)⑤。据研究,波斯宗教的一些核心观念和重要神祇积淀下来,成为蒙古民间宗教的基本要素⑥,反而更便于用作推行认同的工具⑦。

      姚大力先生近年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早期蒙古人的始祖传说,他把史料记载的各类传说据其内容性质分为三个层次⑧:

      第一层次是各部关于自身最初起源的故事,除著名的狼鹿相配传说外,与它属于同一层次的,还有弘吉剌部三始祖共生于“黄金壶”的传说。

      第二个层次反映了诸部对放弃原居地后向西迁徙这段历史的回忆,例如《史集》在有关章节里讲述的乞颜、捏古思后人在额儿古捏昆锻冶岩壁、出窟远徙的完整故事,等等。

      最末一个层次的传说以日光感孕故事为中心环节。尽管它把具有相同父系血统的那个禁婚部落追溯为出自神圣起源的三兄弟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和孛端察儿的后裔,不同史源的文献仍将它列为以狼鹿相配为起源传说的更大部落集团的一部分。此种情况充分暗示出,被日光感孕的族祖故事所依托的社会实体,事实上是一个有着更古老起源的实行外婚的两合制部族组织的构成部分。日光感孕传说不过是以上述事实为起点,企图替其中一个同血族的外婚集团制造出不同凡响的高贵出身。有趣的是,这个相对晚出的祖先传说与前述特定血统集团之间的联系,一旦被草原社会居民所接受并因而获得流行,狼鹿集团中两合制社会组织的产生,看起来反倒是非得通过远远后起于该组织形式自身的传说故事,才能够追溯清楚了。与此相应,分别由(狼鹿)两个半族集团衍化而来的尼鲁温与迭列列斤,由于日光感孕故事的加入,其原有名称也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涵义。而迭列列斤蒙古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到狼鹿集团以外其他所有各支“原来的蒙古人”(mughūl-i khāss),从时间上看,则应当更晚。

      我之所以把姚先生有关最后一个层次传说的论述全引出来,是希望读者能够看出“日光感孕”的高贵出身与族群的关系,以及制造这一传说对于族群认同可能产生的功效。因为据姚先生的研究,“原来的蒙古人”演生的“第三环节是合不勒汗时代起由于尼鲁温蒙古的强盛而引起的部族构成演变以及将这一演变格局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传说的形成。新的格局当完成于成吉思汗时代”⑨。显然,到这一环节,“狼鹿集团”的传说已经不够崇高了,“日光感孕”便应成吉思汗家族的需要而生。族群因首领而神圣,历史随地域而延展,这是主观认同的认知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现象,未必完全是领袖人物或神话制造者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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