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政权总是面临如何维护自身统治和应对内外军事威胁的问题，战争常常成为解决争端的最终手段。这一手段至宋代却逐渐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形成了以和止战的应对外部威胁的趋势。本文即以宋朝这一断面为考察对象，探究主流意识对待武力战争手段的态度与变化，及其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影响。① 一、宋初对待武力战争态度的变化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战乱动荡，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甚至主导政治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这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重武轻文”的价值观也日渐在社会中积淀下来。此时，不仅国家文治荒疏，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文官集团受到武将群体的压制，而且皇权也趋向式微。后晋时，军阀安重荣断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②正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特点。 宋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从外部的地缘状况而言，由于后唐末年燕云十六州地区被辽占领，中原失去了传统上最重要的国防生命线——东段和中段长城，使御北边防陷于艰难境地，如宋人所说：“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③辽突破长城阻隔后，不仅挥师南下更为便利，还因拥有长城以内农业区的各种经济资源，为骑兵行动提供充足的补给，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优势。这种此消彼长的形势，使宋朝丧失了以往秦汉隋唐帝国有利的国防地理条件。与此同时，南方各地诸割据政权依然存在，五代以来战乱的局面亟待结束，混乱的统治秩序更有待改变。 宋太祖君臣一致认为以往的长期动乱系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所致，④而又突出地表现为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⑤于是，在使用武力战争手段剿灭割据政权的同时，对内采取收兵权举措，并解决以往长期存在的文、武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消弭社会意识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念和广泛存在的“重武轻文”风气。从宋太祖朝开始，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以重振纲纪、加强皇权。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举动，包括亲自为孔子作赞文、拜谒孔庙，发展科举制度，要求武臣读书等等，便旨在向天下传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⑥“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由此发端。⑦虽然统一天下是宋王朝的急切任务，使用武力战争手段也是现实的选择，但从国家更高的政治追求来说，则在于儒家文化设定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气象，因此“文治”高于“武功”。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不仅在收兵权的过程中，没有像以往汉高祖以及后世明太祖那样杀戮功臣，主要是采取怀柔的赎买手段解决，而且对所推翻的后周皇室优礼有加，对所灭诸国的国君也一律赐以爵号，将其举家安置于京城，以礼相待。这种开明的做法，也体现了宋朝开国政治的某种趋向。 从统一的行动部署上看，宋太祖君臣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用兵方略，先征服南方诸割据政权，然后再剿灭北汉、收复燕云，即实施先易后难的原则。宋太祖对于处理被辽朝控制的燕云问题，也考虑过优先采用经济手段赎买的办法，其次才是运用武力方式解决。⑧事实上，宋太祖后期已尝试缓和与辽的紧张关系。开宝七年(974)，宋主动遣使“请和”，辽也派地方官“与宋议和”。⑨此后，宋辽双方使臣往来逐渐频繁，彼此互致国书、礼物，互贺正旦和对方皇帝生辰。⑩宋辽虽然缓和了关系，但在北汉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即宋试图统一河东，而辽不愿放弃牵制宋朝的北汉傀儡政权。开宝九年八月，宋军大将党进率军对太原发动进攻时，辽继续出兵增援北汉，挫败宋军的攻势。(11)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并很快完成南征和消灭北汉的任务。由于宋太宗是通过非常手段登上帝位，(12)因此意欲建立超越乃兄的武功，遂在对辽关系上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但随后的两次收复燕云的伐辽行动却惨遭失败。文官执政群体对北伐战争先是少数人反对，之后则基本上持批评态度，并对宋太宗不断施加影响。(13) 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讨伐北汉呼声兴起之际，宋太宗征求大将、枢密使曹彬的意见，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宰相薛居正等人则委婉表示应当从缓。(14)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的次年，宋太宗一度又试图出兵幽州，文臣张齐贤便上疏反对继续对辽用兵，理由是：“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15)在第二次北伐的筹备阶段，宋太宗“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16)则说明中书大臣的反对意见给宋太宗一定的压力，才使其抛开中书仅与枢密院合谋。当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以重臣赵普为首的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北伐行动。赵普认为：“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他指出小人(主要指武将)好战，“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特别提出“兵久则生变”的告诫。(17)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宋太宗不得不对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大臣“推诚悔过”。(18)端拱初，御辽前线形势紧张，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宰相李防“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19)不久，知制诰田锡又上奏反对北上用兵，认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20)淳化四年(993)，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战争议题，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认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次讨伐辽东，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亲自指挥作战，也无功而返，“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当即表示：“炀帝昏聩，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又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达了追悔之意。(21)此时，边境相对平静，宋太宗君臣的讨论应当是理性而清醒的。文官大臣的以上见解，固然有息兵休民的意思，同时表明对武力战争手段的作用开始怀疑。他们的主张被“时论称之”，并影响了宋太宗的态度，则说明这种认识在宋太宗朝后期已渐成主流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