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及军功集团，其地位显赫，并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而到宋朝，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没有形成，军功集团也迅速在政治上瓦解。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无疑值得关注，它不仅反映了宋代统治结构的重要变化，而且对其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有专门、深入的研究①，本文特就此加以考察，以探究其形成的动因及影响。 一、先秦以来军功贵族在政治上的传统地位及影响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源于早期氏族血缘巨大影响的三代，大致实行了分封的政治模式，各级世袭贵族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和统治力量，所谓“世卿世禄”。与此同时，由于早期国家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祭祀与征伐方面，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即注重血缘祭祀维系宗法统治的作用，同时依赖武力手段征伐和压制周边邦国，因此各级贵族成为军事的主角，出征将帅由公卿贵族承担，战士通常由下级贵族的士等组成。周天子左右的大臣，除了在内执政外，其对外的主要职责就是统军出征，如姜尚、周公东征等典型例证。《周礼》反映：西周时期，设置大司马一名，由卿大夫出任，小司马二名，由中大夫担任；军司马四名，由下大夫出任；舆司马八名，由上士担任；行司马十六名，由中士担任；旅三十二名，由下士承担。③即使“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时，贵族从军与崇尚军功的传统依旧，如齐国仍设21乡，其中士乡15，“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④，即齐国军队由15乡士构成，分别由国君与国子、高子统帅。而秦国则在原有与西戎融合的基础上，又部分地继承了周代的制度，尚武的贵族继续在军事活动中保持主体地位。因此，这一时期，贵族从军不仅是义务，而且也是特权和荣誉。所以，当时贵族教育的内容——“六艺”，就有“射”、“御”等军事性科目。孟子即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⑤以后王安石指出：古代士人习“文武之道”，以射术和御乘为先，其他技能倒在其后，“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⑥。由此可见，贵族与军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社会早期阶段的共性，即所谓人类“英雄”时代的特点。 春秋战国之际，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诸侯、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随着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时间的延长、战争方式及兵种的变化，特别是各国围绕争霸图强的目的不断实施变法，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逐渐发生演变，下层民众更多地被征发从军，军功的开放又撕裂了旧贵族的专属特权，并造就出一批批的新兴贵族及阶层，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突出。秦国走“农战”的强国之路，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终于用武力手段灭亡六国。其中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的推行，引导国民发展，大批新兴军功阶层从而成为秦国主要的统治力量。 秦汉时期，因为国家统一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北抗匈奴、南拓岭越，因此军功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由于军功贵族、军功阶层在秦汉帝国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遂长期占据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如现代学者研究指出：“秦之国家和社会由此完全由秦之军功受益阶层所支配和主导。”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也完全主导了西汉建国后五十多年，历经汉高帝、惠帝、吕后与文帝。此后其影响力逐渐衰减，但仍持续了五十余年，“直到武帝末年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前后影响西汉王朝超过一百多年。⑦还值得关注的是，西汉时期将军的地位极为突出，如当时大臣列名时，大将军及诸将军便在副宰相的御史大夫之前。⑧宋代陈傅良云：汉朝“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冠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⑨。由此可窥见当时将军显赫地位之一斑。 东汉及其以后，在以往传统政治深刻的影响下，开国军功集团在各王朝建国后都拜官授爵，并长期占据显赫的位置，在统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东汉的南阳豪强军功集团、隋唐的关陇军功集团，都在东汉与隋唐国家前期的统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三国、十六国、北朝及五代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大小政权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更为强烈，一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军功贵族、军功集团更扮演了主导政治的角色。 先秦以来，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集团长期拥有传统的重要地位，于是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随着政权的不断演进，其特权地位逐渐衰减，但其影响力仍能惯性地延续相当时间。就这一阶层、集团的角色而言，无疑具有鲜明的尚武特性。因此，在国家发展的路线设计上，他们倡导走强军强国之路，施政上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外通常采取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态度，如汉唐时代对塞外强大游牧势力的积极战略及其活动。在极端化的情况下，甚至有“穷兵黩武”的倾向，如十六国、隋炀帝及五代时期。而理性的统治者则强调武功与文治之间的配合，如深谙此道的唐太宗便概括了文武之间的关系：“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⑩即：战时军事手段和武将发挥重要作用，平时文治与建设中，文臣则居于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