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招收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我有幸考在业师邓广铭先生的门下；1982年毕业后，又留在先生所创立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先后追随先生近20年。今年是邓广铭师逝世十周年，现仅将先生对辽宋西夏金史的研究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资纪念。 一 邓广铭先生，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23～1927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1937～1939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北平图书馆专心致力于辛弃疾的研究。1939年秋，应召辗转至昆明，继续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翌年，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的李庄，潜心于宋史的研究。1943～1946年，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54～1966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8～1981年，任历史学系主任；198l～1991年，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1月10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先生在社会上兼职甚多，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编辑委员会主任。1980年以来，历任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1982年以来，历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1983年以来，历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问。 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学术研究领域宽阔，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在辽宋西夏金史方面创获尤多，著作宏富，腾誉海内外。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为什么主要集中在辽宋西夏金史方面呢？他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的《自序》中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以及它之所以长时期不曾有所拓展改变，从主观方面说，当然是我自己学力的局限使然，我根本不具备淹通古今中外的条件，不可能从事于浩瀚无垠的古今中外之学，所以只能划疆自守。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①先生所说的“主观条件”，显然是谦虚之词，就先生的聪明才智、闻见学识，从事于古今中外之学，是毫无问题的。先生自己也说过：“我也长时期担任过中国通史的教学工作，所以我的旁骛别出、上下古今地求索考论的文章也写了不少。”②例如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和《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就是在当时史学界颇有影响的鸿论。他之所以“划疆自守”，恐怕是由于辽宋西夏金史方面需要研究的课题实在太多，而先生的前辈和同辈学人当中，以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者实在太少，满目荒莱，亟待开垦，为了研究得更多更深，也就无暇也无须从事于古今中外之学了。 先生所说的“客观条件”，则是十分客观地存在的。先生的中学时代，正是“五四运动”之后不久，爱国热情仍甚高涨。先生是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他初步确定以辽宋金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时，则是“七·七”事变的前夕，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正如先生所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与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也正是在这种并不恰当的类比之下，我才选定两宋与辽金对峙斗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我进行钻研的主要课题。”③1994年，他在接受访问时更加明白地说：“我进北大是在三十年代，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从我内心讲，有一种民族救亡感和历史责任感，所以我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宋朝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岳飞、辛弃疾、陈亮这些历史人物是这时期的重要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的爱国事迹为人民所传颂，自然也打动了我的心灵。我希望通过表现这些人的爱国形象，挖掘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有许多史学家都这样做。”④也就是说，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先生所研究的历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 另外，先生选定辽宋西夏金史作为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也是深受其业师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的影响的。他上大学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写成了一本《陈龙川传》，作为毕业论文，受到胡适的好评。1937年初，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专门致力于《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写作，则是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位先生的大力帮助而实现的。之后，傅先生对先生的宋史研究又多有指导；陈先生对先生的研究成果则奖勉有加，并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⑤这使得先生对辽宋西夏金史的学术研究方向更加坚定不移，信心倍增，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更加辛勤耕耘，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填补史学界的空白。 二 先生在辽宋西夏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其最早及最突出者，是关于宋代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早在1924年，先生读了罗曼·罗兰的《悲多芬传·导言》之后，就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景仰之情。这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无疑起了导向的作用。他的第一部宋代英雄人物的传记，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以南宋爱国主义思想家陈亮为传主的《陈龙川传》。这部著作完成于1936年，至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先生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为南宋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作传，他努力搜集关于陈亮的资料，仔细体会陈亮所处的南宋时代的氛围，设身处地地描写了陈亮的心理、思想、行为和那个时代交织着的错综关系，从而展现了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抒发了陈亮抗击金人、报仇雪耻的爱国热情；同时，对陈亮这样一个特立独行、操心危、虑患深的人，备受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的悲剧，表示了愤懑和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