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5-0019-09 陈述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契丹史论证稿》一书中,[1]较早使用了辽宋为“北南王朝”的概念,1982年又发表《要重视辽金史的研究》一文,[2]正式提出了“宋辽金时期是祖国历史上再一次南北朝”的观点,1983年撰《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文,[3]又说“辽金是中国史上的第二次北朝”。陈述先生所提出的宋辽金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的观点,逐渐为海内外学者所接受。然陈述先生并未对宋辽金互称“南北朝”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后人有关文章虽然有所涉及,但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以及认识不一的问题,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辽人自称“北朝”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关于辽人自称“北朝”的问题,学界虽然已经取得了共识,但在辽人何时开始自称“北朝”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同意见。有人以为,“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4]将辽人自称“北朝”的时间确定在辽兴宗以后,似乎与史实存在较大距离。实际上,早在契丹与五代并立时期,就已经有了“南朝”和“北朝”的称呼。据史书记载,后晋政权建立之后就开始称契丹为“北朝”,契丹则称后晋为“南朝”而自称“北朝”。如后晋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在契丹帮助下当上了“儿皇帝”,闰十一月大赦天下,称“遇北朝皇帝英明鉴古”,“俾成大业”,[5](卷93,《帝王部·赦宥第十二》)即称契丹为“北朝”。天福三年(938),契丹派遣中书令韩颎(颊)赴晋册—晋高祖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6](卷8,《晋本纪》,p.83)石敬瑭为了回报契丹,拟遣兵部尚书王权出使契丹,为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母上尊号,“权辞以老病”不肯行,[5](卷329,《宰辅部·任职兼领奉使任职》)石敬瑭下诏罢去王权兵部尚书之职,称“王权昨差北朝国信使,坚不肯收接敕牒”[7](卷114,《晋高祖·停兵部尚书王权官诏》)等,诏文中所说的“北朝”,即指契丹。随后,石敬瑭改派赵莹、冯道等赴辽为辽太宗及其母上尊号,冯道在受任时回答石敬瑭的话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8](卷126,《冯道传》,p.1658)冯道到达契丹以后,曾对辽太宗耶律德光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8](卷126,《冯道传》引杨億《谈苑》,p.1659)分别称后晋为“南朝”,称契丹为“北朝”。天福八年(943)石敬瑭死,少帝石重贵即位,遣使告哀契丹,“无表致书,去臣称孙”,[8](卷88,《晋书·景延广传》,p.1144)并下诏罢去“太原往例每年差人押送葡萄往北朝”之贡物等,[5](卷46,《帝王部·智识》)契丹大怒,遣使赴晋责问,晋臣景延广令契丹回图使乔荣“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9](卷283,后晋天福八年九月戊子条,p.9253)天福九年(944)正月,晋少帝又在所下亲征契丹诏书中说“朕以恭承先旨,尊奉北朝”[7](卷118,《晋少帝·亲征诏》)等等,所说“北朝”都是指契丹。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后晋政权建立之初,后晋皇帝及其大臣就已经明确地称契丹为“北朝”了。据此分析,契丹为了与晋人称契丹为“北朝”相呼应,也应该称后晋为“南朝”而自称“北朝”,由于史书缺少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还不敢断言后晋政权建立之初,契丹就已经自称“北朝”了。但到了辽太宗灭亡后晋以后,契丹自称“北朝”的史料就已经屡见不鲜了,比如,辽太宗于会同十年(947)正月,灭亡后晋以后,曾对尚未建立后汉政权的刘知远说“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9](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癸丑条,p.9336)又曾说:“我破南朝,祗得李崧一人而已。”[8](卷108,《李崧传》,p.1420)辽太宗在这里所说的“南朝”无疑是指后晋政权,“北朝”则是指契丹。《新五代史》还记载,辽太宗灭亡后晋,意欲仿照中原制度“将视朝”,“有司给(韩)延寿貂蝉冠”,给张砺“三品冠服”,张砺不肯受,说“吾在上国时,晋遣冯道奉册北朝,道赍二貂冠,其一宰相韩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6](卷72,《四夷附录》,p.898)张砺在这里所说的“北朝”也是指“契丹”。张砺虽然是由中原进入契丹的汉人,但他已为契丹所用,并以契丹自居,因此,他称契丹为“北朝”也寓有辽人自称之意。如是,我们完全可以说,早在辽人灭亡后晋之时,辽人就已经明确地自称“北朝”了,并非是到了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以后,才开始自称“北朝”。 辽人不仅在五代时期称后晋等政权为“南朝”而自称“北朝”,到了北宋政权建立之后,也称北宋为“南朝”而自称“北朝”。如,建隆二年(961)十一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在致宋知雄州孙全兴的书信中称“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今兹两朝,本无纤隙”,[10](蕃夷一之一、蕃夷一之二,p.7673)书中虽未明确称宋辽为“南朝”和“北朝”,但书中先称“南北”后称“两朝”,似亦寓有“南朝”“北朝”之义。其实,北宋政权建立之初,北宋也称辽朝为“北朝”,如辽景宗乾亨元年(979)正月乙酉,辽朝派遣“挞马长寿使宋,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丙申,长寿还,言‘河东(指北汉刘继元)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11](卷9,《景宗纪下》,p.101)宋太宗在这里所说的“北朝”就指辽朝,说明北宋初年并不避讳称辽为“北朝”。既然北宋称辽为“北朝”,辽自然也就以“北朝”自居了。此后,有关辽人自称“北朝”的史料不仅见于文献记载,也见于有关石刻资料,如辽景宗乾亨三年(981)赵衡所撰《张正嵩墓志》就称“我北朝大圣皇帝,初创乾坤”,[12](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编·张正嵩墓志,p.68)就是辽人自称“北朝”的一个实例。至于文献记载辽人自称“北朝”的事例就更多了,比如,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为辽所用的王继忠意欲为宋辽“澶渊议和”穿针引线,特在《请宋帝遣使议和状》中说,自己原为宋人,在“望都之战”中“为北朝所擒”,“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13](卷57,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条,p.1268)王继忠在这里所说的“北朝”都是指契丹。王继忠虽然是由宋入辽之人,但他作为辽人与宋和谈代表之一,所称契丹为“北朝”应该具有以辽人自居而自称“北朝”之意。统和二十二年(1004)十月,王继忠又在上宋书中说“北朝日候朝廷使者,今尚未至,乞早差人至此商量。”[10](蕃夷一之三十,p.7687)十一月,契丹“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继忠)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13](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条,p.1283)等等。可见,王继忠在代表辽方与宋人洽谈时,一直称宋为“南朝”,称辽为“北朝”,说明在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前,辽人一直以“北朝”自居。 如果说在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以前,宋辽互称“南朝”和“北朝”,只是一种民间以及个别官员或个别皇帝的个人行为,还没有形成制度的话,那么,到了辽圣宗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时,宋辽的“南朝”和“北朝”的称呼就已经被双方正式确定下来了。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辽和议成,宋人“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诸州军。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13](卷58,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条,p.1299)但将作监丞王曾不同意,说“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立,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宋真宗虽然认为王曾所说有理,但仍以“使者业已往,又重变,遂已。”[14](中卷44,富弼《王文正公曾行状》)从这则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宋辽在签订“澶渊之盟”时,双方曾有互致国书应以“南朝”“北朝”冠国号之上的约定。李焘在记载此事之后,附上了宋辽双方签订“澶渊之盟”时所上的“誓书”,宋致辽誓书称“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辽致宋誓书称“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均未以“南朝”、“北朝”冠国号之上,因此,李焘很不理解,说“此誓书俱不称南北朝,不知王曾何故云‘事已行,不果改’,当考。”[13](卷58,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条,p.1299)关于宋辽“澶渊之盟”通和之初双方“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的国书,生活在南宋时期的李焘都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就更看不到了。虽然如此,并不能说明这则有关“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只要我们打开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时双方所上誓书,就会看到,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时,已经使用了“南朝”、“北朝”的用语,如宋致辽的《澶渊誓书》称:“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①辽致宋誓书与此相同。可见,誓书中已经明确地使用了“北朝”一语,“南北”、“两朝”也是指“南朝”和“北朝”。宋真宗在与契丹交换誓书以后,又在《赐王继忠诏》中说,“北朝人使□回,寻令继昌同去,备陈书誓,明达诚怀。两朝既议于欢盟,百姓必期于安堵。遂令诸州放出老小,各遂营生,仍戒诸路部署州军,不得更出兵马。……或北朝流散从人,侦知不出军兵,遂结党类,恣行骚动,已命署司量出兵甲,剪除贼盗,安抚人民。若遇北界兵,并令具述事意,卿可以此达于北朝。若有探骑游兵,请即抽取,免令相见,或致难明。仍闻北朝诸寨幕之中,犹带老小前去,流离愁叹,诚可悯嗟。卿宜细具敷扬,尽令归复,共守和平之义,免伤南北之情。同卜岁寒,不渝誓约。”[15](卷232,《四裔五·契丹五·赐王继忠诏》,p.904)这说明,宋辽在签订“澶渊之盟”时,确有双方以“南朝”“北朝”相称的约定。至于我们今天看不到“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的国书,恐怕与宋人存在不同意见而导致后来宋朝官方反对互称“南、北朝”有关。从上述宋人王曾等人不同意使用“南朝”和“北朝”的称呼中完全可以透漏出这样的信息,即辽人积极主张使用“南朝”和“北朝”的称呼,宋人最初并不反对,后来王曾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宋真宗认为很有道理,遂在此后致辽的国书中不再“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了,而在此之前“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的国书也因为史家笔削而不复存在了。李焘在记载此事时曾加有按语称“两朝誓书册内有景德元年誓书本,不知真宗实录,何故不载?”[13](卷58,宋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条,p.1299)真宗实录不载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时双方往来的国书,恐怕与宋人不愿意保存“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的国书有关,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的话,真宗实录不载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时双方往来的国书就很好理解了,“两朝誓书册内”的“景德元年誓书本”见不到“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的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