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之郵傳雖爲以文書傳遞爲主要職能之設施，實與交通、地理、政治、典章、軍事等方面密切相關，因此，郵傳一直是中國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宋代是郵傳制度的一個重要演變期，而其中之南宋郵傳，又出現了格局上的重大變化和制度之調整，因而對宋代郵傅之研究，其意義又尤爲突出。關於南宋之郵傳，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但多是對南宋郵傳之遞鋪種類、傳遞方式、傳遞效能等郵傳制度本身及其執行狀况之研究，至於南宋郵傳更張之具體背景、郵傳路綫之走向，以及不同綫路郵傳之設置特點與作用，則缺乏必要之研究。本文擬從這幾個方面，對臨安府周圍之郵傳系統略作考察。 一、政治格局與交通形勢之變 宋朝承中晚唐之制，遞鋪正式成爲郵傳機構，與專門承擔接待之責的館驛分立。北宋時期，以東京開封府爲中心，向各州縣設置遞鋪，形成輻射全國的郵傳系統。但北宋立國之勢與唐大異，其疆域僅限於原來的五代十國地區，自東北而西南，分别被遼、西夏、吐蕃、大理、交趾等政權所包圍。幾個政權中，北宋除與吐蕃和大理能較爲穩定地和睦相處外，與遼、西夏總是處於敵對狀態，甚或釁端時起，和戰無常；與南方之交趾亦常有摩擦。爲加强邊疆之防衛，開封府連接北方、西北和嶺南之交通綫上，便成爲郵傳設置之重點。 宋代郵傳依其傳遞速度分爲三等，即步遞、馬遞、急脚遞。步遞是文書傳遞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種形式，主要傳遞官方常程文書、官員私書和小宗官物，日行二百里；馬遞主要傳送緊急機密文書，如赦降、敕牒、獄案、邊報、軍興飛書、賑濟、河防及催發貢物等文書，一般爲日行三百里；急脚遞是傳遞速度最快者，主要傳遞事干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盗賊文書，日行四百里或五百里，但只有戰爭狀態下才使用。三種傳遞方式，或有以不同種類之遞鋪承擔者，但多數情况下，則是一所遞鋪兼具兩種或三種功能，即遞鋪内鋪兵各有分工，分别承擔步遞、馬遞或急脚遞之傳遞任務。步遞設置最爲普遍，即一般遞鋪皆具步遞之功能，但馬遞與急脚遞，特别是急脚遞，則不是普遍設置的。北宋之馬遞與急脚遞重點設於開封府連接秦鳳、永興軍、河北東西、京東東路和廣南東西路的交通綫上。開封府連接江浙、福建之交通綫，雖亦見有馬遞、急脚遞之設，但因其遠處東南，僅以財賦爲重，而少有警急之患，故其重要性遠不及上述諸路②。但情况到了南宋就大爲不同了。 南宋偏安半壁，先是與金朝對峙，後是在蒙元之威逼下苟延殘喘，政治格局與北宋不同。終南宋之世，川陝、江漢、兩淮之地，一直是軍事前沿，而其政治中心南移至臨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因此，交通與軍事防衛形勢爲之大變。一方面，中國的交通重心向東南移至臨安府③；另一方面，南宋的軍事防衛亦以川陝、江漢、兩淮連接臨安之要道爲主。關於後者，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張守在上書言防金策略時曾有論及。其《論守禦剳子》云： 臣竊謂其（指金兵）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揚）［陽］軍絶淮入楚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陽］、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穎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穎昌、唐州至於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絶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穎昌、蔡、光州而至黄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黄、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穆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黄為可禦。④ 當時以宋高宗爲首的南宋朝廷尚未渡江，而在揚州，張守之守禦策略亦是立足於兩淮而言。儘管如此，却道出了江漢、兩淮連接江南的交通形勢。其交通要塞，“江之北則漢陽、黄、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實際上，江南之交通要塞尚有建康（治今江蘇南京）和鎮江府（治今江蘇鎮江）。建康府城處龍蟠虎踞之地，“西引蜀漢，南下交廣，通會滄海，北達淮泗”⑤，是重要的交通樞紐，也是長江天險之門户。鎮江則“因山爲壘，緣江爲境”⑥，“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户”⑦。只是當時兩處尚在揚州之後方，未被張守言及。當時在淮東一路，扼守楚州（治今江蘇淮安楚州）、泗州（治今江蘇盱眙附近）、天長軍（治今安徽天長）、真州（治今江蘇儀徵）等處即可。但到了南宋將行在所遷往臨安之後，鎮江府、建康府、太平州（治今安徽當塗）、池州（治今安徽貴池）則正式成爲守衛長江天險，屏蔽臨安的要衝。川陝和江漢與臨安之交通亦多經池州、太平州等處而至。 四大要衝中，鎮江、建康自古便是連通江北至吴越之通衢，其地位自不待言，池州、太平州兩處之地位則在南宋發生了顯著變化，因爲這兩處是臨安連接淮西的必經之地。唐朝至北宋時，淮西地區經江東至杭州及兩浙其他地區，雖也有陸路相通，但其地位遠不能與襄、荆至湘中、江西、嶺南綫和沿汴河東南行經杭州至福建、嶺南綫相比。到了南宋，由於淮西地區先後成爲與金及蒙元交戰之前綫，爲保證軍需供給和軍期文書之傳遞，其與行都臨安的交通聯禦大大加强，臨安與淮西間陸路交通之地位，日益突出。此間有兩條主要道路，一條是從太平州接續廬州（治今安徽合肥）來路，經寧國府（即宣城，治今安徽宣州）、寧國縣（治今安徽寧國），穿千秋嶺（寧國縣東一百五十里）或經廣德軍（治今安徽廣德）而至臨安，又自寧國縣轉經徽州（治今安徽歙縣）也可至臨安；一條是從池州接續廬州經舒城縣（治今安徽舒城）來路，經徽州而至臨安。這兩條道路中，千秋嶺與池州分處其要衝，有大量的文書傳遞、綱運和商旅經過。如建炎四年(1130)十月四日，提舉兩浙市舶劉無極言：“千秋嶺通徹太平、宣州、廣德軍、建康府，正係衝要控扼去處，東西兩山，上闊一千餘丈，萬一賊馬奔衝直趨本府至越州，或取嚴州直趨温、台、明、越州，若不掘斷，臨時措置不久，又恐傳送機密文字、綱運往來不便，欲開掘中間，量留三五尺以通傳送文字、綱運、商旅，稍有警急，併工掘斷。”⑧紹興元年(1131)四月，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言：“本鎮奏報朝廷文字，經由太平、池、宣、廣德等郡界，次入浙路州軍。”⑨嘉泰三年(1203)五月，權知閤門事張時修言：“池州係江淮、蜀漢等路遞角聚會去處。”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