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9－0171－03 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著名学者阿尔贝·蒂博代从批评主体的角度，将文学批评概括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三种形态。 按照蒂博代的说法，传媒的批评，属于自发的批评，也被称为“口头批评”、“交谈式批评”或“新闻记者的批评”。“自发的批评是由公众来实施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公众中那一部分有修养的人和公众的直接代言人来实施的。”①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交流渠道、传播手段的相对简陋，公众的意见大多在俱乐部、沙龙、咖啡馆或街头巷尾等场所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今日的情形则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不仅传统意义上的报刊杂志不断进行扩版增容外，作为当代传媒主力军的电子传媒，如电视、广播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等，正在以日趋权力化的“媒体符号”改造着社会生活的文化结构与公共空间。正式凭借传播载体多样、灵活、便捷等优势，传媒批评迅速扩张着话语空间。创作新潮的命名，文坛事件的制造、文学奖项的评选，文学新人的推出等等，媒体积极参与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引领大众文学感受与文学消费的主导力量。传媒批评使文坛的批评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原有的批评秩序、规范、权威、理念渐趋消解，对此，学界从2000年始便不断有人著文对传媒批评提出质疑与批评，一些文艺单位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 其实，给“传媒批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很难。“媒体”，也常被称为“媒介”，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根据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见解，“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②。“媒体”概念的外延较“媒介”稍狭窄一些，通常用以指称大众传播媒介。③ 在当下，“媒体”这一概念主要用以指称以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印刷文字读物，如报纸、各种时尚流行杂志以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等。而所谓“传媒批评”，主要是指上述大众传媒机构开展的批评活动，除了指媒体工作人员，如新闻记者、编辑、专栏制作人以及普通大众所发表的批评文字外，还包括由大众传媒组织策划的或是推波助澜的文学批评。大众传媒也很注重吸收学院批评资源，亦即蒂博代所说的职业批评和大师批评加入其中，培养出了诸多所谓的媒体知识分子。较之传统的文学批评，传媒批评的兴盛使人类自由表达的空间得以有效拓展，积极推进着文化的民主化进程，在引导普通大众的审美文化活动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媒体文化的发达改写了“大一统”状态下政治资本独享解释权、经济资本单一性交换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传统的文化等级界线渐趋模糊，使个人的话语空间得到无限的扩展。这也正如杰姆逊所描述的，“成千上万个主体突然都说起话来了”，文学成为众人参与的过程。媒体批评话题的多样化、批评文体的宽泛性以及批评文风的平民化等等，丰富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立体图景。它与主流批评、学院批评共同营构了互补、争鸣、共生的批评格局。现代批评之父圣伯夫曾满怀激情地如此形容：“它更为警觉，更为关心现时的声音和生动活泼的问题，就某种程度来说，它装备更为轻便，它向同时代的人发出信号……它应该指定它的英雄，它的诗人，它应该依附于它喜爱的人，用它的爱关心他们，给他们劝告，勇敢地向他们呼喊光荣和天才的字眼（这使见证人大为愤慨），羞辱他们身边的平庸之辈，像军队的传令官一样高声为他们开路，像侍卫一样走在他们战车的前方……”④ 认识一种话语形态，首先需要了解它的产生和存在。每一种话语背后，都有着自身的文化环境和价值体系，都存在着相应的运作逻辑。传媒批评也不例外。尽管传媒批评兼具媒体属性和文学批评属性，但由于作为其身份成规的媒体始终是其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其运作逻辑暗含着“媒体优先原则”。 毋需赘言，生存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是新闻传播，在中国，这一领域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但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大众传媒的产业化进程，一个突出的趋势是生产经营活动在媒体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渐趋凸显，媒体越来越多地以“企业行为”介入市场，以往存在于传媒主体间平和、稳定的关系逐渐为一种利益攸关的竞争关系所取代。由此，竞争机制、赢利最大化原则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渗透到媒体机构的生产过程中，并直接影响到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在这种机制下，是否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通常成为衡量一个媒体机构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受产业逻辑和利润动机的支配，媒体机构的守门人会严密监视市场的可售性以及发行量、阅听率、收视率等统计数字，以期在竞争中稳操胜券、赢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大众传媒不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而是以超乎想象的力量作为独立的经营实体介入到社会生产的诸多领域时，它也把以市场为驱动力的上述运作机制挟入人类精神文化领域，而且嵌入到了其结构组织的认同性内部。媒体批评表现出的诸多特性及其价值诉求，其实都受制于媒体自身的运作逻辑。尽管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现象的文学批评从本源上来说与“市场”、“效益”等范畴并无天然的联系，但依旧难逃媒体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左右。这种无形的力量可以对文学批评生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调控，对各种要素进行有机组合和支配，随时随地对批评场域施加强大的影响。 在传媒批评的话语建构中，文学批评这一人类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的精神生产活动已不再是单纯的学理性研究，取而代之的是新闻性或游戏味。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曾指出，批评家的使命可以有三种：说明、解释、判断。尽管传媒批评也在实践着文学批评说明、描述、评价、阐释的功能，但由于其与生俱来的“文学之外”的运作逻辑，使其陷入一种难解的悖论。传媒并不只是简单地将信息由传者转达给受众，在商业价值和娱乐原则的驱动下，媒体工作者强调自身机构在规模巨大的传播场域中的阅听率、收视率，媒体批评也同样必须将满足这一统计数字，作为实现自己“意义呈现”的首要立场。为最大限度地获得当下展示效果，传媒批评并不是逢事必议、有评就发。媒体通常会遵照策划者的意图对文学事件进行非自然的叙述，将具有个体性和独创性的文学批评活动转换成一种公众性的集体事件表演，当然也会根据读者的意向随时调整其叙述方式以及话语内容。而所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束通常具有非常规性，不是由事件主角的作者或批评活动的主体来决定，而是通过媒体和媒体的精心运作来加以操纵。一如《三秦都市报》在2000年度对“青年文学博士李建军直谏陕西文坛”这一事件的报道及系列策划。主持这一系列报道的记者杜晓英谈道：“首篇刊发出来，我预料到文学界将发生一场地震我知道这个领域向来只有一种声音，是态度真诚但本质虚假的声音。我们太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而这声音宛若天际一声炸雷。《三秦都市报》这样的报道，形成的冲击力、深刻性和影响范围在陕西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在西安这个传统的城市里，敢于打破文学批评界死寂格局，不顾忌名作家面子，将少勇的批判言论作为争鸣的引子，当时，也只有《三秦都市报》有这个格调、眼光和胆略。”⑤。而《三秦都市报》理性而激情的新闻行进，在自觉地发现、创构、诱导受众接触、思考这一批评事件的过程中，尤其是通过“意见环境”的制造，引领社会上大量“孤立分散”的个人参与其中，使这个新闻形成一个强大事件。几个月持续不断的深度掘进，无疑使其报纸的阅读率和发行量有了迅速飙升。其实，这也是大众传媒与生俱来的“设置议事日程”能力的一种体现。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在于以形成“新闻热点”的方式扩容某种现象、某类话题的“在场”频率，反复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