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9)04-0037-04 在西方已历经四十多年发展历程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它激发了当代学者的敏感点和兴奋点，在多本著作多篇论文中不断出现，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正以其极大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但仔细阅读一些论文，发现许多人对“互文性”深有爱意，却并不明白其出身与来历，更不了解其发展与变化，本文即欲做一点基础工作，以备同行实用。互文性这一术语看似简单，实则极为繁杂。恰如蒂费纳·萨莫瓦约所言：“人们之所以常常不太喜欢互文性，那是因为透过互文性人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1](P134)但无论人们喜欢与否，互文性在西方文论历史上确实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在肯定和印证着传统的“引用”“模仿”等文本间关系的理论的同时，更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着文学艺术中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释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可以说，它涉及当代西方几乎所有的文化理论和文艺批评实践。 互文性这一理论同其他所有的理论一样并非一蹴而就，在其形成的来路上有许多先行者，如英国作家亚历山大·蒲柏、T.S.艾略特等，其中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是巴赫金。艾伦甚至这样评价：“在我看来，与其说互文性概念源自巴赫金的作品，毋宁说巴赫金本人即是一位重要的互文性理论家。”[2](P6)巴赫金认为，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的分析显然忽略了语言的社会性，他对于“表述”有独到的理解：“表述已不是自然体和自然过程，而是历史事件，尽管是无限小的。”[3](P271)即“表述”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它具有两种属性：对话性和针对性。他认为任何一个“表述”都是对以往“表述”的应答——或反驳，或肯定，或补充，或依靠，即任何一个“表述”都具有对话性。可见，表述的开始，是对他人表述的应答；表述的结束，是对他人应答的期望，对话的张力就存在于整个表述之中，支配着整个对话，即使是独白语，甚至如科学著作，只要它期待被理解，它就是期望着应答，因而就具有对话性。既然表述总是两个主体的表述，即总是一个主体针对另一个主体的表述，表述的针对性便显而易见。也即只有当词语和句子处于上下文之中而具有了针对性时，才能成其为表述。巴赫金对表述/文本之间对话关系的思考，正是他的互文性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展现了语言互动、制衡关系的理论的实质是“差异”(difference)和“他性”(alterity)，而不是同一性和相似性。 巴赫金对于互文性的思考首先源于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我”的存在是一个“我之自我”，“我”之外即是“他人”，作为主体，自我在存在中占据着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地位，然而自我又是不完整而片面的，因为自我不可避免地有着盲区，而这个盲区却可为他人看见，如此看来，自我的存在决然离不开他者，自我的发展更需要借助他人的外位超视，“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无法生存，仅仅为了他人，通过他人，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最重要的构成自我意识的行为，是确定对他人意识的关系”[4](P88)。“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5](P344)。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涵就是关于互文性的问题，而这一理论更集中地体现在他关于小说“复调”理论的阐发中。巴赫金认为，传统的写作中，作者拥有着绝对的权威，而这一书写的霸权将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性遮蔽了，在作者独白式思维的控制下，一群沉默的奴隶毫无生气地被创造了出来，“他不是自由的人，他的思想被作者替代了，作者可以直截了当地代他思索；他的话语被作者打断了，作者代他说了，作者可以随意结束他的命运”[6](P43)。他因之极为看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因其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即以其特有的“复调”性，与传统的“独白”小说区别了开来，他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之中，相互不发生融合”[7](P1115)。 在巴赫金的作品中，“主角”这个词也很是独特，在理解巴赫金所创造和使用“主角”这一独特的词汇时，一定要明白它的真正内涵并非传统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而是一个有着独立和自由意识的个人，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自我意识，他应当“不是无声的奴隶，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见”[8](P4)。唯其如此，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复调”，才能使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多种意识、多种声音的平等共存。可见，复调理论便是作者与人物之间和文本中人物之间互文性的具体体现。 “文学狂欢化”是巴赫金提出的又一具有互文理论意义的概念。根据巴赫金的考察，欧洲小说的始祖当为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产生于对话的交际过程中，并用“对照法”(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加以对比)和“引发法”(以话激话，诱使对方阐发观点，以便发现漏洞，揭露其悖谬)的对话方式启发了后人，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才合理安排情节，迫使自己的主人公讲话，构成令人信服的复调结构，而这种摒弃独白而欢迎对话的方式正是巴赫金竭力推崇的一种方式。对此，王逢振曾指出，“狂欢”是巴赫金独创的一个词语，“它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反讽和种类混杂等等。……狂欢在更深一层意味着‘一符多音’——语言的离心力，事物欢悦的相互依存性、透视和行为，参与生活的狂乱，笑的内在性……”[9](P129)由此可见，“文学狂欢化”这一概念已具备“互文性”的基本内涵。
